六、瘋狂的大躍進年代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鑠木”,不知為什么那時候一些人偏要“斫金、鑠木”,違背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做出一些違“理”的蠢事。
五七年九月考進臨江中學。一進中學,正碰上學校反右斗爭。一次在飯廳開全校師生大會,批斗右派老師。一個是教化學的范老師,一個是教幾何的易老師。兩個老師在前面彎腰低頭站著,一個個教師學生代表上去批判他們。批判會的第二天,他們就讓人押著上山挑煤炭了。聽鄰居一個高中同學講,這幾個老師的課都教得好,同學們特別喜歡他們的課。
還有一件事很好玩。一天每個學生發(fā)一個餅子,全校學生到牛石寨下的一個坡上趕麻雀,那時麻雀被人納入“四害”之列,動員全國人民共誅之。同學們一人拿一樹枝,大家把麻雀趕到天上,聲嘶力竭地吆喝,不讓它著地,直到叫麻雀累死,滾下地來。麻雀的確嚇得滿天亂飛,但累死的卻不多。好在那一次我們學生免費吃了一個餅子,許多同學剛走到地方,餅子就進肚家壩了。
第二年,在總路線光輝的照躍下,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各行各業(yè)轟轟烈烈掀起了大躍進運動。人們鼓足干勁,熱火朝天地超英趕美,那時口號是十年超過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到處都在放衛(wèi)星、報喜訊。什么稻子畝產超萬斤,玉米畝產五千斤。到處在建鐵廠、鋼廠、伐樹林, 修萬豬場。
農村男勞力都上山煉鋼煉鐵。婦女在家搞深耕密植奪高產。學校也轟轟烈烈開展了勤工儉學活動。學校操場成了小麥高產實驗田。我們把操場挖了一米多深,全校學生積了幾座山一樣的肥料,一層土一層肥料填滿坑,然后撒上密密的麥種,這叫深翻密植,可以放衛(wèi)星。后來麥子出來了。密不透風,雖然搭了架子,大風一吹,全倒伏了,也沒放成衛(wèi)星。那時校園里還壘起了許多小高爐,發(fā)動全校學生捐廢鐵煉鋼。學校還辦起了養(yǎng)豬場、養(yǎng)兔場、養(yǎng)雞場,學校燒煤由各班學生輪流到南山上去挑。一次學校建樓用木料,全校學生半夜出發(fā)到九龍山去扛木料,傍晚回來,一個個累得精疲力盡。
上中學時,每天沉迷在課外書籍里。中午和課外活動時間都到學校閱覽室看報、看雜志,那時我感到是最好的享受。我?guī)滋旖枰槐緯瑢W?矗丶铱,下課看,上課也看,一次上政治課,偷著在下面看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老師突然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不知老師問的什么,結果所答非所問,弄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師從我桌里搜出了托爾斯泰的書,批評了我,說我好高騖遠,盲目崇拜“托爾斯泰”,責令我寫了檢查。從此,同學們就叫我“托爾斯泰”了。那時我的確崇拜“托爾斯泰”,還崇拜魯迅。初中時我已瀏覽了不少中外名著,雖然很多是一知半解,囫圇吞棗。那時,我就立志長大了當作家、當詩人,我還畫了魯迅頭像,掛在我小小的破書房里。雖然上課愛偷看課外書籍,但英語課、理科課我不看,專心聽老師講,所以中學代數幾何等理化課都是四分、五分(五分制)。英語我是班上的科代表。語文、政治、歷史等文科臨到考試前,突擊看看書,也能考出好成績。上初中后,就開始學寫詩,經常在校報上發(fā)表,可得到幾張稿紙。因為愛好文學,還和高中的一些文學愛好者結為朋友,常在一起討論文學問題。上初二時,學校舉行文藝匯演,班主任張老師讓我寫了一首《勤工儉學頌》的詩,叫同班一個愛好音樂的女同學譜曲,由全年級合唱,獲得了一等獎。后送縣里匯編進一個歌頌大躍進的詩歌集了。
七、掙扎在困難時期
一九五七年,經過伯父努力,終于打聽到了父親的消息。父親沒有死,仍在大足縣。他已在解放前又娶了老婆,并已有三個女兒。他在五二年三反時因貪污二千元公款,被勞改了兩年。現(xiàn)在大足縣以勞動為生。父親的消息沒有給我們帶來喜悅,卻給我們帶來了災難。這對母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她不停地抽煙,動不動給我們發(fā)脾氣。一次我和弟弟偷偷到河里游泳回來,母親知道后,氣得拿起棍子打我們。那時我們愛到河里游泳,母親怕我們出事,不準去,為此還專門在我們腿上蓋上私章。那天檢查發(fā)現(xiàn)私章沒有了,知道我們游泳了。她邊打邊罵邊哭,說:“你們爸爸壞,你們也不聽話,我活著還有啥意思……”突然她一頭撞到墻上,頭上流出了鮮血,嚇得我和弟弟跪在地上扶著母親直告饒,下保證。母親紡紗也不如從前那樣拼命了,她恨父親,她每天忙著找人寫狀子上法院,告父親重婚和遺棄子女罪,要追究他的刑事責任?珊髞矸ㄔ号袥Q,說父親是解放前重婚的,追究不了刑事責任。那時,農村實現(xiàn)了合作化,先是成立合作社,沒多久又變成了人民公社。城鎮(zhèn)手工業(yè)也要改造,紡紗、織布、彈棉花的也集中起來成立了紡織合作社。母親紡的紗子越來越少,而且紗子也越來越不好賣,市場上機織布多了,而且又好又便宜,買土布的就越來越少。母親紡紗已維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好在那時我們弟兄已能挑煤炭賣,掙錢補貼家用,生活還勉強維持下去。
五八年農村人民公社化后,隨后成立了公共食堂,過起了“共產主義”生活,大家敞開肚皮吃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還不掏錢。一九五九年,情況突然發(fā)生變化,公共食堂沒有干的可吃了,不久稀的也沒有喝的了。我們也在紡織社公共食堂吃蒸罐罐飯,供應的糧油也越來越少,記得那時一個月分一調羹清油,泡飯吃,那是最大的享受。平常菜里沒有油,水煮菜。過年可以分二兩肉吃。食堂里經常發(fā)生父親偷兒子的飯、或是弟弟偷哥哥的飯,為了多吃一口飯,夫妻吵架、兄弟打架是常有的事。本來供應的就少,再讓食堂事務長、炊事員扣一點,所以總是吃不飽肚子。城市居民雖然吃不飽,但由國家供應,三頓還有吃的。農村就慘了。公共食堂也從吃兩頓稀的、減到吃一頓糊糊,糊糊稀得可以照人的影子。后來這一頓也保證不了。那時農村不準家里生火煮東西吃,有人盯著,誰家房頂上冒了煙,立刻有民兵去檢查,發(fā)現(xiàn)燒火了,先砸鍋掀爐子,后押到公社隊部審問。那時,人們?yōu)榱松,也?ldquo;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偷胡豆、豌豆,有的偷種在地里的種紅薯,雖然潑過大糞,洗洗照吃不誤。不讓在家煮,就吃生的……要是抓住了,輕則挨打游街,吊在樹上示眾,重則按破壞生產送進勞改隊。明月大隊有一對叫“鹽罐”的雙胞胎孤兒,父親母親都餓死了,弟兄倆有晚上偷地里種紅薯吃,被民兵抓住,綁到大隊部場上,用釘錘敲他們的牙齒,敲得他們嗷嗷大叫,滿嘴淌血,幸虧生產隊長過來阻止了,才沒把牙齒全部敲掉。更慘人的是臨江鎮(zhèn)河對面的草街子,有一個女獸醫(yī),先是吃掉了自己的兒子,后來又把鄰居潘醫(yī)生家一個八歲的男孩哄到家里殺掉腌在壇子里。一天她的侄女來了,在她家里找東西吃,翻到床下面的壇子里,伸手抓到一截小孩的腿出來,嚇得回家告訴了她母親,她的事情敗露后,在河壩槍斃了。那時許多人都得了浮腫病,腿腫、臉腫,走路乏力。據說三年困難時期四川餓死了2000多萬人。臨江農村也死了不少人。有一次放學,剛出校門,就見我們中學前面的大路上一個人走著走著就倒下了,我們過去一看,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漢餓死在了路上。那時餓殍載道,這樣的事是經常發(fā)生的,所以也不奇怪了。住在明月壩的大舅、二舅、三舅、外婆、三舅家的大表弟都是那一年餓死了的。在明月大隊,一家人死光的不在少數。農村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象。好在我舅舅家,舅母、表姐、表弟還都活過來了。我那時曾問過舅母,農村咋還沒有吃的?舅母說五八年下半年勞動力大煉鋼鐵走了,雖然稻子、紅薯豐收了,但家里缺少勞力收不回來,很多都爛在地里了。存糧敞開肚皮吃光了。收點糧食又讓干部浮夸虛報,大多交了上去。剩下不多的糧食咋夠吃呢?也有撐死的人,有一次我們到九龍山給食堂挑米,挑米的人總是要想辦法倒點米出來,推成面做成面團吃飽肚子。那時候人都餓極了,一個挑米的人,一下吃了三斤多米的面團,硬是給撐死了。那時,紅薯葉、野菜、樹皮、樹葉、芭蕉根都成了食品,聽說一些地方還吃觀音土,吃了拉不出來。那時人們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頓飽飯。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很荒唐。
后來,母親被紡織社派到黃家灣踩花房踩棉花,就是用水力帶動棉花脫籽機給棉花脫籽。一次我去看母親,晚上住在那里,四面只有爛箔席擋風,冬天的寒風在外面呼呼的狂叫,蓋著被子身上也覺得冷嗖嗖的。母親一個人住在這里,每天晚上就是這樣度過來的。天沒亮,母親把我叫起來,她給我弄了一小袋棉花籽,讓我們回家炒了吃,還弄了幾截報廢的牛皮帶,讓我回家泡了煮著吃。她怕耽誤我明天上課,讓我早點回家。母親雖然沒有文化,但是最看重我們的學習,家里再困難,也要我們弟兄上學讀書,不準我們耽誤一點學習。我背著東西,從洞上回家。沒想到被巡夜的民兵抓住,把我送到派出所,說我偷了公家的東西,派出所還沒收了我的東西和學生證。后來,母親在那里還為此事挨了批判。
母親走了以后,我和弟弟到學校住了一學期,在學校吃住,學校給我們弟兄享受助學金,解決了我們弟兄的生活問題,那時一個月的伙食費只有四元五角。學生定量標準還算高的,但吃飯依然緊張。學生八人一桌,蒸一盆飯,八個人分,為了精確,同學們用木棍制做了土天平分飯,分好后抓鬮。就這樣,也經常為分飯吵架,飯吃不飽,連清水菜湯也要認真分著喝。記得一個學生偷食堂饃吃,在學校公告欄里公布了他的處分決定,開除了學籍。
沒有多久,母親又被鎮(zhèn)上下放到農村當社員。她選擇到明月壩奔坎子二舅那里。那時,城鎮(zhèn)人口上山下鄉(xiāng),與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接受教育不同的是,下鄉(xiāng)的大都是老弱病殘、無靠山無社會關系的工人、小手工業(yè)者、商人及無業(yè)人員?赡苁浅鞘胸摀,把包袱卸給農村。這給本來就無糧食可吃的農村雪上加霜。下放的人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母親去了后,隊里安排她在公共食堂做飯。我們去看她,她就把自己那一份飯給我們吃,她生怕餓著我們。公共食堂撤了后,她就跟著干農活了。她還種了自留地,我們每次去后,她都要給我們拔些菜,讓我們背著回家吃。我和弟弟本來在學校住校,后來學校不讓我們街上的學生住校了,我們的戶口沒有隨母親遷到鄉(xiāng)下,所以仍回家住,走讀上學。我們每個星期六星期天上山挑煤炭賣。每次去看母親,也給她買點鹽和煙等日用品。母親和我們也算不幸之中的大幸,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總算活過來了。我的一個姓魏的同學隨家里下鄉(xiāng)后,父母餓死在鄉(xiāng)下,最后弟弟被送進了孤兒院。一九六三年,我去新疆以后,弟弟把母親辦回了鎮(zhèn)上。母親一生辛苦,又守一輩子活寡,因家無靠山,無男人,飽受社會欺凌,終于積勞成疾,得了氣喘病,后來又發(fā)展成肺氣腫,終于在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一日去世。那時她還不到五十周歲。母親去世時,我和弟弟都沒在身邊,我在新疆,弟弟去了云南。臨江鎮(zhèn)上的人都說她一生命苦。
八、相依為命的兄弟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雖然這一生,老天也未降大任于我,可從小就讓我們弟兄稚嫩的心靈經受痛苦,瘦弱的身軀經受勞累,經常忍饑挨餓,讓我們事事不順。我們從十一二歲就開始上南山挑煤炭。第一次挑煤是好奇好玩,跟著人家到煤炭廠挑了十五斤煤炭。自那以后,家里燒的煤炭就由我和弟弟挑了。如前所述,五七年后,母親紡紗不能維持生活后,我們就開始挑煤炭賣了,以補貼家里生活。五八年母親下放農村后,我們弟兄就完全以挑煤為生,邊挑煤炭賣邊上學。那時南山上有許多小煤廠。我們常去的煤廠有新廠、溫眼藥、李大成、太陽莊、天寶樓等煤廠。遠的還有張良臣、芭蕉溝煤廠,它們在南山頂上,路遠的煤廠煤炭好,塊煤多,挑到街上好賣。我們在星期六(學校勤工儉學日)星期天半夜出發(fā),摸黑路爬到煤廠,到煤廠天還沒亮,就等煤窯出煤裝煤。去晚了害怕裝不上好煤,煤塊少了不好賣。為了挑好煤,即使在寒冬臘月天,也要用雙手在煤堆里扒煤塊,手指凍得失去知覺,扒起倒肷,流出鮮血。有時好不容易扒好一挑好煤,煤廠過稱人生氣了,要么不過稱,要么給你倒掉。在煤廠買好煤挑幾十里山路回家后,在街上找買主賣煤,有時轉一天還賣不掉,只好挑回家,抽時間再去賣。那時挑一挑煤,只能掙幾角錢。有時星期六星期天下了雨,那就只好擠上課時間去挑煤。半夜去,早上挑回來,趕上第一節(jié)課,有時遲到了還要站在教室外面,挨老師批評。怎奈一周不挑兩挑煤,就維持不了生活。正如當地名謠所說,“煤炭販子一碗米,半夜三更就搞起,落得三天麻麻雨,鍋兒鼎罐倒掛起。”有時為了多掙點錢,我們一天還要跑兩趟。有一次挑張良臣煤廠的煤,我一天跑了三趟。這個煤廠在南山頂上的毛丫頭,最遠最高,煤也最好賣。從臨江到煤廠是三十里坡路,一去一回是六十里。那天我和弟弟半夜到煤廠,到下午連跑了兩趟。這時又碰上一個同學讓我陪他又挑了一趟,第三趟回家已是晚上了。那一天我一口氣跑了一百八十里路,在臨江算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記錄。那時為了生存,也不怕苦和累。挑煤最費鞋子。媽媽一年給我們做幾雙鞋也不夠穿。為了省鞋,我們買草鞋穿,沒錢買草鞋就打赤腳跑。夏天在烈日下,地下燙人,燙得雙腳直跳,腳上有時燙起泡,疼得鉆心,還咬著牙快跑,跑得越慢燙得越狠。冬天踩水過河,腳凍得象刀在扎。挑煤是繁重的體力勞動。肩上挑著重擔,硬是一步一步跑幾十里山路才挑到家。挑煤最艱難的,是快要到家的幾里路,肩上的擔子越壓越重,肚子又餓,口又渴,覺得路老是走不到頭,累得挪一步也感到困難。由于長期挑煤,我們弟兄的腳上肩上都是繭子。那時正是青少年發(fā)育時期,我長大后個子矮,這與我小時壓擔子不無關系。我們弟兄開始挑幾十斤煤,后來越挑越多,一次可以挑一百幾十斤了。有時,挑到路上,我們弟兄突然有一個病了,就采取“牛碾米”的辦法,讓病了的休息,由另一個人把自己的煤挑到前面放下,然后再回來挑病了的煤,挑到地方放下后,再挑自己的煤往前走……,這樣反復不停地把兩挑煤挑到家里。我們弟兄小時候就是這樣相依為命,同甘苦共患難,頑強地生存著。一次挑煤炭,在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路是土路,又是下坡,道路泥濘,又爛又滑,只得冒著雨一小步一小步挪腳前行。突然,弟弟滑倒,一挑煤炭滾下了山崖,我和弟弟哭著溜下去撿回煤筐。還有一次,我和弟弟到新廠挑煤,半夜出發(fā),快到煤廠了,天還沒亮,走著走著,突然弟弟掉到崖下去了,嚇得我哭著喊著弟弟,摸下山崖找弟弟,幸好弟弟掉到草叢里沒有摔死,只是受了傷。當時,我和弟弟抱頭痛哭。除了挑煤炭賣外,我們還搬運其他東西,這比挑煤好,不發(fā)愁賣煤炭的事。那時經常挑柑桔筐到陳家場,大約六十里路,一天挑到。一二十個挑夫走在一起,柑桔筐子象一條長龍,我當挑頭走在前面,很是自豪。一次我挑紅糖到萬縣市,一百六十里路,翻兩座大山,一天跑到,挑夫們都為之驚嘆。
我和弟弟相依為命,就象石頭縫里的小草,倔強地生長著。弟弟比我小近兩歲。他從小聰明,嘴巴能說,無理也能辯三分。他雖然在外面有些調皮,經常惹事,不時有學校的老師、街上的鄰居來家告狀。但回家來就老實了。母親走后,他跟著我挑煤炭,從不叫一聲苦,也從不亂花一分錢。弟弟很有孝心,我到新疆走了后,照顧母親的責任就由他一人承擔下來。雖然他小時候有些調皮,常惹母親生氣,挨打多,但他很理解母親。據舅母說,他復學到開縣城上高中后,星期天回來給媽媽洗衣服、熬藥,還到街上茶館里撿煙鍋巴(煙蒂)給媽媽抽煙。弟弟命大,生命力特強,一生真正是九死一生。我和他到河里游泳,兩次都差點淹死。第一次在河里被浪沖走,被一個船老大救了起來。第二次在洞上游泳,游著游著不見了,我急得哭了起來,幸虧一個勞改后回來的地主,把他救了起來。那時我就想,地主也不都是壞人。后來弟弟到云南工作后,又經歷過車禍,一氧化碳煤氣中毒等等,都差點要命,但他都死里逃生。
弟弟高中畢業(yè)后考大學,成績考得很好,他是班上學習尖子生。但由于父親勞改問題,政審不合格,未考上。那時正在抓“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丶液,仍挑煤炭,也到小學當過代課教師,還干過小工。后來,外地幾次來臨江招工,弟弟報了名,但都被鎮(zhèn)里姓周的文書卡住了。一次弟弟實在氣極了,找周文書講理,一怒之下,掀翻了他的辦公桌。第二年,弟弟又參加高考,這一年政策有些松動,弟弟被錄取到一所大學,恰好弟弟剛剛招工去了云南。錄取通知書到鎮(zhèn)里以后,被文書卡住,退回縣招辦,說是此人逃跑新疆了。實際上文書是知道弟弟招工去了云南。弟弟是在云南來招建筑工人時,在居委會張代表的幫助下,才招工到云南當上了建筑工人。后來由于他積極上進,表現(xiàn)出色,領導賞識他的才干,調任秘書,后又當教育科長、辦公室主任。改革開放以后,自學法律,辭去公職,當了律師,后成為一級律師,在當地頗有名氣。如前所述,弟弟從小思維敏捷,能言善辯,膽子也大,在學校老師講課講錯了,他就敢和老師辯論,可以說弟弟從小就具有當律師的基本素質。弟弟很重感情,特別是親情。他對我這個當哥的很尊重,每次見面后都要給我買高檔的東西,從穿的衣服鞋子,到戴的手表,刮臉的刀具,都是他買的,還給我小孩買衣服,特別是小女兒上大學,每學期都要給錢,畢業(yè)后找工作,他親自到四川來托人。我家裝電話,買房子他都給予幫助。不要說對我,他對么老子,對同父異母的姐妹,對舅母對他的岳父岳母、姨妹、舅子都是慷慨幫助。他還把失散多年,當了一輩子農民的同母異父的姐姐接到昆明去玩,他親自給姐姐洗頭。一九九九年暑假,昆明舉辦“世博會”,他又把我和妻子,還有四川、重慶老家的一些同學接到昆明玩,共敘舊情。二OO一年十月一日,弟弟還攜一位老同學特地到新疆來看望我。同學和朋友們都羨慕我們弟兄的感情。小時同甘苦共患難,幾十年后依然情深似海。
九、失學謀生計
一九六一年秋季,國家困難波及到學校。中學突然宣布停辦。那時,不但許多學校停辦,很多工廠也下馬,工人遣散回家。學校給我們發(fā)了一張肆業(yè)證,那時我和弟弟正準備上高中二年級。一些出身好的學生保送去上萬縣干部學校。其他的學生回家由當地安排。鎮(zhèn)上少數幾個同學回家后被安排到稅務所、供銷社、糧站、信用社、廣柑站當臨時工。這些安排的同學家里都有當官的。我們這些就只好在家待業(yè)了。那時我是多么羨慕這些上干校和被安排的同學,他們都有一個好爸爸。
回家后,開始我和弟弟仍然挑煤炭賣。后來一個同學約我跟他一塊跑萬縣,做小生意。那時國家政策統(tǒng)得很死,動不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物資極度缺乏,不要說糧油、肉、煙、酒、糖定量供應,就是電池、肥皂、牙膏、火柴等日用品也要發(fā)票證購買。就連針、線、鞋、襪臨江也買不到?稍谌f縣市有時就可以買到。我跟著幾個同學就開始跑萬縣。一般是吃了晚飯就出發(fā),走一夜,翻過兩座大山,天剛亮就到了萬縣市。在萬縣街上各商店排隊買東西,大都是針、線、鞋、襪等日用品,運氣好還可以買到勞保工作服。買好東西吃過晚飯又往家趕,趕到家里天就亮了。吃過早飯又往農村跑,我們走村串戶,一家一家去推銷,賣時還提心吊膽,怕被干部抓住沒收。其實,農村的老太太和婦女們最歡迎我們送貨上門雪里送炭。跑一趟萬縣可以掙到四五元錢,比挑煤炭賣要強。記得有一次我們去萬縣,走到半路上實在累了,見一輛爬山的汽車走得很慢,我們偷偷爬上車廂里,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后汽車到了萬縣,司機走后,我們才下來。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車。我跑萬縣做生意存了八十多元錢。正好后來到新疆做路費用。六五年臨江鎮(zhèn)一工作人員給我工作的下三場發(fā)來調函,說是我在家“厭惡勞動,投機倒把做生意,牟取暴利,畏罪逃跑新疆、企圖叛國投蘇……”真是荒唐可笑,惡毒之極。
學校停辦以后,總想找到一分穩(wěn)定的工作,哪怕是下苦力也好。我曾隨一個同學到很遠的花園井里面一個煤廠,找他的弟弟。他弟弟在煤廠挖煤。讓他弟弟找廠長收我們當挖煤工人,結果廠長說他們不缺挖煤的。后又到旁邊五煤廠去找一個同一條街上的人,他在煤廠是當官的,沒想到找到他,他理也不理我們。那時想當個挖煤工人就沒有門。(幸虧上帝沒有讓我當挖煤工,有時未成之事未必是壞事)
一天,鎮(zhèn)里召集回鄉(xiāng)學生在鎮(zhèn)政府開會?h里來人了解停辦學生的安置情況。鎮(zhèn)里那個工作人員先匯報了安置情況。他說得天花亂墜,鎮(zhèn)里如何重視,安置如何妥當,他說的安置全是假話。他一講完,弟弟立即站起來揭露他的謊言,弄得他臉一下白得像紙一樣,十分尷尬。我和其他一些同學也隨后站起來談了鎮(zhèn)里不安置回鄉(xiāng)學生問題。這次座談會,使鎮(zhèn)里惱羞成怒,特別是那個工作人員嫉恨我們兄弟,以后處處報復我們。不久就要我去鎮(zhèn)里土陶廠挑煤炭,限定時間,不去就吊銷我的戶口,下農村。如前所述,弟弟上大學、招工,他千方百計卡住,后來又給我和弟弟分別發(fā)了調函,對我們家庭和本人造謠污蔑,想置我們弟兄于死地而后快。
六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到土陶廠報了到。土陶廠在黃家灣里面的南山上。主要生產陶碗陶罐陶盆。報到時就安排我挑煤,就是從山下一個煤廠往山上陶廠運煤,燒陶器用。運煤工大多是受管制的人,什么地富反壞分子,小偷小摸等,我上班挑了七八天煤后,廠長見我人老實,又有文化,就叫我管理他們的伙食。土陶廠條件很差,地上睡統(tǒng)鋪。那時吃的主要是蠶豆和高梁,高梁還要自己磨成面,做面團吃。工資一月才掙十元錢,還不如自己在家挑煤炭賣。好在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可以挑一擔陶器給臨江的雜貨店,掙點運費。
十、向往新疆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六二年元月,春節(jié)前夕,土陶廠放假過年,我回到家里。一天,一個朋友突然神秘地問我去不去新疆。我說我想去。他說,聽說陳某某老師要到新疆去找對象結婚,她想約一個伴同行,并愿意幫助找工作。因為她還帶著兩個孩子,路上需要人幫助照顧。陳老師原來是書院小學教音樂的老師,她唱歌悅耳動聽。她的丈夫曾經是我小學二年級的班主任。沒想到陳老師還要去新疆。原來這個朋友是受陳老師之托給她找旅伴的。我一聽,喜出望外,這真是天賜良機呀!說實話,我早就有了去新疆的愿望。這幾年鎮(zhèn)上相繼有一些人跑新疆,聽說新疆不要戶口,去了可以安排工作,那里需要大量建設人才,特別是青年學生有的去了還可以培養(yǎng)拿工資上中專。前面提到的母親紡紗行業(yè)里教唱《新疆好》的女青年也去了新疆。學校停辦以后,幾個老同學也跑新疆去了。我那時,真羨慕那些跑新疆的人。其實,在我心中對新疆早就有了朦朧的美好的印象。流行一時的《新疆好》的歌曲,在學校圖書室看到的《人民畫報》上《新疆石河子新城》的圖片,還有地理課上老師講的新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課本上兵團農場拖拉機耕地的圖片,都使我向往那個美麗的地方。另外重要的是,我那時急于想找個工作,能改變我和家庭困難的處境。當時,母親在農村,已無力撫養(yǎng)我們,就是學校復學以后,弟兄兩個長期上學也是很困難的。如果我有了工作,有了工資,弟弟復學就不要再挑煤炭了。弟弟比我聰明,他將來考上大學有了出息,也就改變了我們家的命運。然而當時鎮(zhèn)里安排我在土陶廠工作,連自己也顧不上,更不要說顧家里了。何況,我也不想在土陶廠挑一輩子煤炭,斷送自己的前途。“男兒生身自有役,那得誤我少年時”,當時,我就想過,“人挪活,樹挪死”。只有跑新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從那時起我就留意新疆的資料,打聽臨江人在新疆的情況。然而新疆又無親戚。所以不敢貿然行動,F(xiàn)在機會終于來了。我當即就答應愿意隨陳老師去新疆。第二天,朋友來說,陳老師也答應了。說過年以后就走。和陳老師同行的還有龍某某,也是到新疆找對象結婚的。還叮囑我要絕對保密。那時去新疆是秘密進行的,誰跑新疆被鎮(zhèn)里抓住,那是不堪設想。龍某某在鎮(zhèn)上也算名人,她是鎮(zhèn)演出隊的主角,我們經?此膽。她的妹妹是我們的同學,她的丈夫也是小學教師,沒想到她也離了婚,到新疆找對象。
過年前,母親也從農村回來了。我把準備去新疆的事告訴了她,也談了我為什么要去新疆的想法,母親聽了,也沒有表示阻攔,只是嘆氣,說去新疆找出路也好,只是新疆太遠了。第二天,我們一家人,媽媽、弟弟和我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這是我們家的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合影。這張照片至今還保存在影集里。
陳老師決定過完年,正月初四就動身。正月初三,我去和朋友蔣先驊告別,他比我高一年級,特別聰明,我們都是文學愛好者,做的都是作家詩人夢。所以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們倆經常在一塊談詩論文。他父親在農村教小學。母親在家,常年有病,他們兄妹四個,他是老大,家里生活也困難,有時,他和他的二弟也跟我們上山挑煤炭。他的伯父在鎮(zhèn)上頗有名氣。在鎮(zhèn)上開糖果店,他的房子有三層樓房,當時是臨江鎮(zhèn)最高的樓房。因為我和蔣先驊的關系特別好,所以才和他告別。沒想到他一聽我要去新疆,他也要跟我一塊去。他當即去跟他父母商量,他父母親也同意跟我們去新疆。
十一、新疆行
正月初四吃過早飯,母親含著眼淚又叮囑我一番,“兒行千里母擔憂”。由于保密,母親只能把我送出門口,由弟弟送我。沒想到這一別,和母親竟是永別。我和弟弟挑著煤筐,裝著到芭蕉溝挑煤炭。走在路上我又叮囑弟弟,要他照顧好母親,想辦法把母親弄回來,自己不要丟掉功課,復學以后考大學等。到了平坦溪,一會兒蔣先驊和賀茂光也來了。賀是送蔣的。賀在開縣師范上學,也因學校停辦回來了。他也是我們的朋友,過去他家開茶館,后來鎮(zhèn)里不讓開茶館了,家里生活困難,他和他的弟弟(同班同學)也經常跟我們上山挑煤炭。這人很講義氣,性格豪爽。我們在平坦溪與弟弟和賀茂光話別后,就直奔開縣城了。好在我倆都沒有帶行李,一人挎了一個小布袋。聽說新疆冷,缺辣子,所以我就帶了幾斤辣子面,還有幾本書。我們就這樣離開了臨江,離開了山川秀麗的家鄉(xiāng)。然而當時除了留戀自己的母親和弟弟外,對家鄉(xiāng)一點也沒有留戀之情。它對我們一家似乎太冷酷了,太不公平了。
我們走到開縣城已是下午了,我們在開縣城找到了陳老師和龍某某,在臨江我們約好在開縣城會合。第二天一早,我們到汽車站乘車離開了開縣城。當天傍晚,我們到了萬縣后又買好去重慶的船票,第二天一早,坐船駛往重慶。我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坐輪船,雖然坐的是五等艙,睡在最底層的大統(tǒng)鋪里,也感到美極了。
從重慶坐火車后一路西行到寶雞轉車。在寶雞轉車的人很多,大都是四川去新疆的。等到晚上,火車一來,大門一開,排好的隊伍一下亂了,人們擠在車門口,爭先恐后往車里爬,還有的從開著的窗戶往里爬,我和蔣先驊一人抱一個小孩拼命往車門口擠,陳老師和龍某某緊跟在我們后邊,我們好不容易擠到車門口,爬上了車。這時,火車嗚嗚叫了幾聲,又要開了,乘務員硬把車門關了。只見車下面還擁著一群人沒有擠上車。一個農民模樣的操著四川口音在門口喊:“等一等,我的孩子還在下面!我要下車。”旁邊一個人問他,你孩子多大,咋沒擠上來?那人指了指掉了鞋的腳,操著四川口音說:“就這么大,擠車的時候掉在下面了。”原來,我們四川人說鞋子讀普通話是孩子的音,惹得旁邊人笑了。我們擠進車廂里面渾身被汗?jié)窳恕\噹飻D滿了人,有的坐在座位上,有的坐在過道里,有的站在過道里,有的站在車廂兩頭,還有的睡在座位下面。汗味、煙味混雜在一起,車廂里面原來坐著的大都是西北人打扮,有的穿著羊皮背心,有的頭上扎著毛巾。座位上兩個好心人,叫兩個孩子坐在了他們身邊。沒有座位的站著坐著或蹲在過道的,都是剛上車的四川老鄉(xiāng),不論穿著學生裝的青年,還是頭上裹著白布的農民,身著工作服的下放工人都有同一特征,開口是“啥子”、“龜兒子”、“格老子”,身不高,臉色黃。從天府之國到原本昔日流放之地新疆,都是背井離鄉(xiāng),到新疆去找飯碗找工作的,這不由我想起當年山西人“走西口”,奔內蒙,山東人“闖關東”奔東北。這是為什么,因為在家里活不下去,想到新疆找個活下去的地方,新疆有希望。我們一直站到蘭州,車停后,下去不少人,我們終于坐上了座位;疖囷w馳。有人喊,看長城,只見厚厚的土墻時斷時續(xù)地在地上躺著,象一條條小龍蜿蜒著蠕動著。一會兒,又看到 了嘉峪關,看到了玉門,這不由又使我想到了“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的詩句,窗外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灘,沒有一棵樹、一間房,全是沙子、小石頭。一派荒涼景象,但是聽著廣播里播放著《新疆是個好地方》的歌曲,我仍然向往著,新疆有綠洲、新疆有希望。鄰座的幾個人都是從西安上車的,好象是唱秦腔的演員,他們 是烏魯木齊秦劇團到西安秦劇團挖走的名演員。一對青年男女一路爭爭吵吵,好象是因去烏魯木齊發(fā)生分歧,女的哭鬧著要下車,要回去,最終還是被同行的勸住了。同行的人中有一個是烏魯木齊秦劇團的司機,坐在我對面。我見他很熱情,一路上找他詢問新疆的情況,他不厭其煩地給我們介紹。從他那里知道,現(xiàn)在新疆找工作也比較難,只有到兵團農場去,可以找到工作,到那里去開荒,有窩窩頭吃。他說兵團的前身是解放軍,現(xiàn)在還是部隊性質,他勸我們去兵團。我想,只要能找上工作,就是開荒也要去。陳老師聽后也說,她未見面的丈夫來信說,他們那里現(xiàn)在也不好找工作。實際上,她也怕我們跟她去了,找不上工作,拖累他們。車快到哈密了,我和蔣先驊商量決定,我們不跟陳老師下車了,到烏魯木齊找孟繼孟去;疖嚨搅斯,陳和龍帶著孩子下車了。我和蔣乘車繼續(xù)前行。由于火車當時只通到鹽湖,我們只好在鹽湖下車,改乘汽車到烏魯木齊。鹽湖一片冰天雪地,只有車站上幾間房子,還有幾間小商店小飯館 。走時家鄉(xiāng)已是春暖花開,可這里冷風刺骨。我們身上穿著薄棉衣,凍得渾身發(fā)抖,耳朵象針在扎。想解手,找不到廁所,只有露天上圍著葦箔,里面亂七八糟堆滿凍著的屎寶塔。脫下褲子解手,下面象刀子在割肉。這就是新疆的春天。這是我第一次嘗到新疆冷的滋味。我們從鹽湖坐加班車到了烏魯木齊,身上錢已花光。我們去找孟繼孟。他是川主街我家對門的一個青年學生,比我們高幾個年級。臨行前,我到他外婆家要到了他的通訊地址。他在烏魯木齊糧食廳機械廠工作。我們好不容易在烏魯木齊二宮找到了機械廠。我們進廠里找到了孟繼孟,他身穿工作服,見我們后很熱情。孟和我雖是鄰居,因比我們大,沒有和他打過多少交道,僅認識而已。只是見他經常參加鎮(zhèn)上的宣傳演出,經常在家門口拉二胡。他五八年來新疆,一來就送到糧食學校上學,畢業(yè)后分到機械廠當技工。我們從心里羨慕他。機械廠生活不錯,比我們在家好多了。孟在烏魯木齊托朋友給我們找工作,找了幾天,各個工廠都不收人。孟說,他們五八年來的時候一走到哈密,到處都擺著招人的攤子,一個比一個條件好,特別是對年輕又有文化的,先送你上學校,那時招人的地方太多了,你想上哪就上哪,報完名,汽車就把你接走了。從六零年開始,城市實行壓縮政策,在烏魯木齊就不好找工作了。星期天,他帶我們出去,說是找他的一個女朋友,找她幫我們先落上戶口,她是派出所的。那時,街上已開始化雪,到處是流淌的污泥雪水,街上不但跑著汽車,還跑著毛驢車、馬車。跑了一天,沒有辦成。看來,烏魯木齊是沒有希望了。最后商量決定,還是到兵團農場找譚易云去,他在沙灣農七師下野地第三農場。譚是孟的舅舅。他也是五八年跑新疆來的。孟給我們買了去沙灣的車票,還給了路費,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乘車離開了烏魯木齊。后來,我曾多次打聽他的下落,但都沒有聯(lián)系上。據他表弟說,孟在四清以后,下放到伊犁了。我們在危難時,他幫助了我們,我們永遠也忘不了他的恩情。
十二、根扎下野地
車到沙灣縣城三道河子,我們就下車了。那時的沙灣縣城只有幾十間平房,比起家鄉(xiāng)的縣城差遠了。下車以后我們到沙灣車站想買去下野地的班車票,沙灣卻沒有去下野地的班車,只有步行或者坐拉貨的便車。正發(fā)愁時,碰上了兩個下野地第三農場的人,他們也想等去農場的便車回去。我們一聽,高興極了,總算路上有伴了,不然還要走冤枉路。他們是農場一隊的,他們不認識譚易云,但知道譚易云所在的七隊。他們叫我們跟著他們就行了。等到半下午,也沒有去農場的便車。他倆說看來今天不會有便車了。于是決定步行去下三場。我們吃了飯跟著他們離開了三道河子沿著公路向西走去。這兩個人高個姓黨,甘肅人。矮個姓王,河南人。他們到瑪納斯河邊找鈴鐺刺,農場扎磨地用的耙子。我們走到一個叫安集海的地方,天就黑了。我們離開大公路由西轉向北走。一路上,也沒有人家,只在遠處有點點燈光閃爍,偶爾聽到幾聲狗吠聲。我們走了很久很久,腳累得越挪越慢。天快亮了,我們終于走到了下三場一隊,他們工作的單位。他們安排我們在集體宿舍睡了一會。天亮起床以后,姓黨的給我們送來早飯,讓我們吃過飯后又送我們到前面的大路上,告訴我們,順著大路往東走,前面是場部,過了場部再往前走,一會就到七隊了。
我和蔣先驊順著大路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終于走到場部門口,門口牌樓上面書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qū)生產建設兵團”一行小字,下面書寫著“農七師下野地第三農場”幾個大字。這時大門口一個人出來,我上前找他問去七隊的路,他告訴我們往東走。正說著,從里面出來一輛小毛驢車。那人說:“這是七隊賣牛奶的車。”說著他跟趕車的人說好,讓我們坐上了去七隊的毛驢車。沒想到幾個月后,我竟成了這毛驢車的趕車人。
到了七隊后,趕車人把我們帶到了譚易云家,見著了譚易云夫婦。譚易云父母在川主街開齋鋪(糖果店)與我們家前門斜對門。但他在鄉(xiāng)下務農。過去我見過他,但沒有說過一句話。聽說他在解放前當過偽軍官。他與我的父親曾同過學,同在我的伯父手中讀過書。他的兒子和我同在開二中上學,學校停辦后到新疆找父親安排了工作。我的幺老子與譚的妹妹是好同學,所以我們兩家很熟,過去我還給他寫過信,但沒接到他的回信。
譚叔叔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問了家鄉(xiāng)和我們兩家的情況。吃過午飯后,談到來新疆找工作的問題。他說,現(xiàn)在這里不收人了,所以接到我的信后,也不好給我回信。我們一聽,頭上象澆了一盆冷水。難道我們還要回去嗎?回去怎么交待,再說回去也沒有路費。真后悔不該貿然行動。后來,譚叔叔給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叫我們自己到場部找人事科,就說來這里投親戚找工作,結果親戚調回口里了,回去沒有路費,請場里安排做個臨時工。要是他們不安排,就賴在辦公室不走。他說,其實農場現(xiàn)在也有安排新工人的,只不過要有當官的關系。他的關系不行,由他出面,反而不行。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和蔣先驊步行到場部,進了大門找到廠部機關人事科辦公室。我們猶豫了一陣,最后還是鼓起勇氣推開了人事科的門。一個滿臉笑容的女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按譚叔叔教給的話,說了我們想參加新疆兵團建設,想找工作投親不遇的情況,女同志詢問了我們的情況,特別問了我們的文化程度,我們說是高中生,她聽了說:“好,我同情你們這些有文化的青年,只是現(xiàn)在農場不招收新職工了。”最后,她叫我們等一會兒,她去找首長反映一下我們的特殊情況。一會兒,她回來了,帶著我們到政治處主任辦公室見一個姓張的主任,張主任詢問了我們的情況后,問我們:“你們想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說:“想學技術。”張主任笑著說:“好啊!理發(fā)喂豬都是技術,你們愿意去嗎?”我們回答說:“愿意,干什么都行。”那時我心里真的這么想,只要讓我留下來干什么都愿意,決不吃回頭草。張主任說,你們是高中生,在農場好好鍛煉,以后會有出息的。就這樣,張主任把我們留下了。這時候,懸在心上的一塊石頭才落了下來,心里激動得直說“謝謝”。當時,農場高中文化的還不多,這恐怕是他們愛人才,留下我們的原因。女同志又帶我們到人事科填了一張職工錄用登記表,給我們開了一張到七隊當試用工的介紹信,我們在新疆終于找到了工作。后來我們才知道,那個女同志叫白玉華,那個主任叫張致興。是他們改變了我們人生的命運。我們一輩子從心里感激他們。我曾經在西瓜剛下來的時候,給他們送過幾個西瓜,以表示感激之情。沒有多久,他們都相繼調出了下三場,就再沒有他們的消息。在那個年代,沒有戶口的外地人能找上工作,只有在新疆才可以辦到。據說那時自流到新疆的有一百多萬人,約占新疆人口的六分之一。新疆最先對外開放、廣納人才。新疆之所以發(fā)生歷史性巨變,與這項政策的實施有很大的關系。就這樣我們的根扎在了下野地。我在這里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
十三、耕耘在田野上
我們回七隊后,把工作介紹信交給了姓麻的隊長。麻隊長叫我們三月一號上班工作。隨即安排一個姓王的組長,帶我們到職工宿舍,給我們安排好睡覺的床鋪,床鋪是土塊壘成的統(tǒng)鋪。這時候,有人給我們送來了被子、單子、褥子,隨后一個人給我們送來了衣服、鞋子,還有洗臉用的盆子,王組長給我們介紹說這是隊上的文司務長。宿舍里已有五六個職工。他們對我們很熱情,有的送來香皂,有的拿來毛巾等,他們問我們從哪里來,問家鄉(xiāng)情況,問我們冷不冷。他們里面有河南的,甘肅的,山東的,還有我們四川的。當時,我心里感到特別溫暖,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從在火車上遇到烏魯木齊秦劇團的司機開始,碰到的一個個新疆人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都是那樣熱情、純樸、真誠。
當天,我就給家里寫了一封信,告訴母親和弟弟,我在新疆找上了工作。我想,母親和弟弟知道消息后,也一定很高興。
離上工還有三天,譚叔叔讓我們到他兒子工作的拖拉機修配廠去了一趟。他兒子譚曉明比我小,我上高中后,他還在上初中,記得他還是開二中少先隊的大隊長。六一年,學校停辦,他就到新疆來找他父親,那時,他父親還在下野地拖拉機修配廠當工人。后來譚叔叔因為歷史問題,下放到農場來。拖拉機修配廠很大,廠里停著許多維修的拖拉機,有紅光耀眼的“東方紅”,還有許多綠色、藍色、黃色的拖拉機。譚說,下野地六七個農場大修的拖拉機都在這里維修,現(xiàn)在地要開凍了,農場等著這些拖拉機回去春耕春播,所以廠里每天加班加點地干,譚是鉗工班的工人。他領著我們參觀了工廠,晚上住在他那里談臨江鎮(zhèn)開二中學。我們真羨慕他,當了一名名副其實的工人。我們要能在修配廠當工人多好呀!聽譚說,他們廠不收新工人,聽說上面指示還要精簡一批工人支援農場第一線。
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我們正式上班了。王組長給我們發(fā)了一把砍土鏝,這工具象鋤頭,但比鋤頭大得多,是園形的,是新疆干農活的工具。我們跟著來到一塊玉米地一看,哇!好大的一塊地呀!一眼望不到邊。農場的每塊條田,都有幾百畝,有的一千多畝。此時,地里的土還沒化凍,象鐵板一樣硬。上面還蓋著一層積雪。今天的工作就是清地,砍掉玉米桿,然后背到條田邊上,等化凍后,拖拉機犁地整地播種。清地的人很多,有兩個大組的人,大概有五六十個?秤衩讞U一人一行,有的用砍土鏝砍,有的用大鐮刀砍。手起桿落,人們你追我趕,干得熱火朝天,有說的,有笑的,還有唱秦腔河南梆子的,地頭一個人在用鐵皮喇叭喊著,那是文教給大家鼓勁,好不熱鬧。我從來沒有干過農活,一會兒就落在后面好遠了,上午人家砍兩行了,我們一行還沒砍到頭。胳膊已疼得不行了,手掌也磨起了兩個泡。王組長見我們不會干活,下午給我們找來繩子,讓我們背玉米桿,把砍倒的玉米桿收攏后背到地邊,下午背玉米桿的還有一些女職工,他們背在背上象一座小山,而我們背上才一小捆,還爬不起來。王組長叫我們不要急,慢慢來,能背多少就背多少。王組長是個河南人,個子也不高,對我們很關心。晚上睡在床上腰酸背疼。同宿舍的老職工說:“小伙子,不要怕,開始干活都一樣,以后慢慢就好了。”
清完地以后,又到地里撒肥料,地化凍以后,拖拉機犁好地,我們又去平地,打毛渠。農場雖然用機器種地,但許多工作還要人去干。
一天下午,我們組在地里打毛渠,我和王組長在一塊干。突然王組長走過來說:“小鬼,趕快回家。”我感到奇怪,說:“毛渠還沒打好哩。”心想,何況還不到下班時間。王組長用手向西北方一指,說,“你看,黑風就要來了。”我抬頭一看,太陽還在西方照著呢!只是天邊有一層黑云向上翻滾著。組長拿起口哨吹起了緊促的哨音,組里的職工們聽著哨音后,提起砍土鏝就往地頭跑。我跟著組長跑到地頭,太陽被黑云遮住了,一會兒大風呼喚著裹著沙子、石頭刮過來撲在臉上,打在身上,一些職工的帽子刮到了天上。轉眼天黑了,象晚上一樣。剎時風沙象一群瘋狂的野獸發(fā)出怒吼聲,林帶的楊樹一根根刮斷了,刮得人邁不了步,就是站也站不住了。王組長背對風沙抱住我,艱難地挪著腳步,一直挪到一個凹地里才蹲下來……那時的黑風,現(xiàn)在叫沙塵暴。新疆的沙塵暴真厲害。那一天生產隊刮丟了幾十只羊。還有幾個婦女被刮到沙包窩里迷了路,隊上派人找了一夜,才找回來。
三月下旬,隊里又安排我到瓜菜班干活,蔣先驊仍在大田干。瓜菜組有十多個職工,大多是老弱病殘的職工,譚叔叔也在里面。主要是種瓜,也種一些蔬菜。這里的活比大田要輕一些,到瓜菜組有點照顧的性質。我們先是打瓜溝,后澆水,種瓜,主要種西瓜和甜瓜。瓜苗出來后,定苗,追肥、整枝等,轉眼瓜秧變成瓜蔓,瓜蔓上又開了花,結上了小西瓜。新疆的瓜很甜,這是由于新疆的氣候溫差大,“早穿皮襖午穿紗,晚上圍著火爐吃西瓜”,日照又長。下野地西瓜在新疆頗有名氣。每到七八月份瓜熟蒂落后,烏魯木齊、克拉瑪依來拉瓜的汽車絡繹不絕。烏魯木齊市場上熱賣的“下野地西瓜”,就出在我們下野地農場。
其實,我們種的甜瓜,一種叫“白蘭瓜”的更美,個圓、白皮、綠瓤、晶瑩、透亮,吃著比蜜還甜。我們種的瓜產量也高,十幾個人每天從早忙到晚地摘瓜,怎么也摘不完。不管誰到瓜地去,西瓜甜瓜隨你吃個夠,不要錢。有家的人買瓜都是用架子車拉,那時瓜才幾分錢一斤,F(xiàn)在再也吃不上那么甜的瓜了。其主要原因,那時追的是有機肥料和油渣,還追苦豆子。而現(xiàn)在追的多是化肥。
這些農活我過去從來沒干過,一切都是從頭學起。想起來可笑,我到新疆來又成了農工,也可以說是拿工資的農民。每天天剛亮,鐘聲一響,就起來下地。鐘其實就是掛在樹上的一個舊馬車輪軸。早飯、中午飯都送到地里吃,下午傍晚才收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春播動員會開過以后,地里活多了,就小禮拜改大禮拜,十天一個星期,只能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到場部商店買點日用品。雖然工作緊緊張張,但大家每天仍是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地勞作、不叫苦、不喊累、任勞任怨,每天除了下地干活,晚上剛吃過晚飯,集合鐘又敲響了,每天晚上不是在禮堂開會學習,就是到糧場上突擊剝玉米皮或棉桃。只有周六晚上可以休息,自由活動。晚上開會學習抓得特緊,一般是隊長總結和安排工作,指導員傳達文件或念報紙。指導員姓趙,河南人,文化低,可能是小學三年級文化程度,念的磕磕巴巴,經常還念錯別字。如有次念“如火如荼”,他讀成“如火如茶”、“心曠神怡”讀成“心廣神臺”。好在他念錯了,也沒有人提出來。學習時,職工坐在下面,很多都在打磕睡。職工實在太累了。晚上在糧場上突擊干活時,倒很活躍,大家有說有笑,有唱有鬧,有個職工叫李小三,河南人,干著干著,他脫掉衣服,赤裸著上身,用手掌拍打著胸背,說起詼諧的快板,如“一個強盜來偷缸,瞎子看見翻進墻,聾子聽見腳步響,啞巴喊著抓強盜,瘸子追著上了房……”,每次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時還有一些河南人最喜歡唱改了詞的豫劇花木蘭,什么:“你要不相信,脫了褲子看……”。晚上最高興的是,農場電影隊來放電影,夏天就在禮堂外面。人們一吃過晚飯就在那里坐著等看電影了。有時農場演出隊也來生產隊演出,節(jié)目都是配合政治、宣傳好人好事、給人鼓勵的。如果場部晚上有上面劇團來慰問演出,生產隊晚上就放假、讓職工步行到場部去看。記得那時兵團的京劇團,秦劇團都來農場慰問演出過。
生產隊的人都來自五湖四海,有河南的,甘肅的,山東的,四川的,上海的,也有江蘇、安徽、貴州、遼寧的。河南人最多,主要是五六年來的支邊青年或投靠他們的親人。那時人們叫河南人為胯子,因穿大褲襠;叫四川人為耗子,因四川人吃老鼠;叫甘肅人為洋芋蛋,因甘肅人以洋芋為主食;叫山東人為大蔥,因山東人愛吃大蔥。雖然大家來自于不同地方,說話鄉(xiāng)音各不同,但大家都和睦相處。特別是四川老鄉(xiāng)更加親熱,一人有難,大家關心,互相幫助。
在農場,經常碰到老職工問我,這里的生活習慣不習慣?我說:“習慣。”是的,我沒有感到不習慣?赡苁怯捎谖覀儚男【蜕钤诳嚯y中,所以對農場的生活很滿足。工作再緊張,也比我挑煤炭好。吃的雖然是玉米窩窩頭,窩窩頭里還摻和著一些甜菜渣或苜蓿粉,但讓你吃飽。雖然那時白面(麥面)少,但一星期還可以吃一次白面饃或是包子。平時還可以吃到河南人做的糊糊面條。菜主要是蘿卜、白菜、土豆,打一份菜有時還吃不完,每星期還可以改善一次伙食,吃到一次豬肉或羊肉。中午吃菜、晚上喝湯,有時湯里還漂著雞蛋花。在那個年代,有這樣好的伙食,確實比家里強多了。這叫我怎么不心滿意足,知足常樂嘛。記得我每次給母親和弟弟寫信,都給他們夸這里的生活好,叫他們放心。
那時,農場經濟比較困難,經常不能按月發(fā)工資。剛工作時是試用工,工資是三十六元一角四分。一年后,轉為正式工,工資是三十八元九角二分,六零年以后來新疆兵團當工人的,在北疆,大都是這個工資,人稱3892部隊。這個工資在當時相當于家鄉(xiāng)縣長的工資了。我每月生活費和買書等零用錢,大概要二十多元,如果發(fā)工資,可以給家里寄十五元。如果農場沒有錢發(fā)工資,就發(fā)給職工十幾元的零花錢,工資保留著,每月存在隊里一張牛皮紙的保留工資卡上。有時零花錢也發(fā)不下來,就印瓜菜票當錢發(fā)給工人,在農場內流通,可以買瓜買菜,也可以到場部商店買一些賣不掉的商品。所以自己在農場生活倒不成問題,但就是不能保證每月按時如數給家里寄錢。如前所述,母親回鎮(zhèn)上后,又沒有工作。只是幫人做鞋掙點錢。母親的鞋做得特別好。每年還給我做一雙寄來,至今我還珍藏著一雙做紀念。弟弟仍在家挑煤炭,掙錢也不多,后來又復學到開縣城里上學,加上母親積勞成疾,還要看病吃藥。我知道母親每個月都盼著我寄錢回家,雖然她來信從來不找我要錢。那時,如果哪一個月不發(fā)零花錢,我就發(fā)愁了,有時只好托辭寫報告,找生產隊領導借點錢寄回家。一直到六三年七八月份,國家給兵團撥了一大筆錢,農場經濟才慢慢好起來,基本上可以按月發(fā)工資了。
十四、牛奶·毛驢車
八月份,場里突然通知我參加師里辦的學習班學習,雖然不知是什么學習班,但到師里的學習班學習,總是好事,所以心里很高興。當時農場歸農七師管(1975年劃歸農八師),師部設在奎屯,而這次師里學習班卻辦在十九團農場。十九團就在我場東邊,是鄰居。我背著行李走到十九團,在場部機關報到以后,一輛馬車又把我拉到一個生產隊。安排在一間大房子住下。地下鋪的麥草,睡地下。這個學習班原來是學習什么新式擠牛奶法,還是兵團委托農七師辦的。學習的來自兵團各師農場牧場,有南疆喀什、阿克蘇、庫爾勒的,有北疆阿爾泰、伊犁、塔城的,還有東疆哈密的,都是些小伙子和姑娘。負責辦班講課的是十九團畜牧技術員,叫薛黨生。他教我們新式擠奶法,先用熱水敷牛奶頭,然后擠牛奶,擠剩下的讓牛犢子吃。過去老式擠奶是先讓牛犢子吃,把奶吸出來后,再把牛犢子拴在一邊,然后擠奶。說是新式擠奶法可以提高奶牛產奶量,而且很衛(wèi)生。來學習的大都是來自于牛奶場,會擠奶。我還是第一次見擠牛奶的。我原來沒想到來學習班是學習擠牛奶的。學了近十天,我也學會了擠牛奶。我不由想起來農場時,張主任講的話,這也是一門技術嘛!
學習回來,就把我安排到隊上畜牧組牛奶場工作。這時,蔣先驊調到衛(wèi)生隊學衛(wèi)生員去了,后來留在衛(wèi)生隊當護士。當時,我真羨慕他,他學的才叫技術,我學的是什么技術啊!賣牛奶的毛驢車把我拉到牛奶場。牛奶場夏天不在隊上,還在離隊上四、五里地的甘溝,牛奶場的人都住在地窩子里。地窩子就是在地下挖一個房子,頂上用樹枝麥草蓋上,再上一層草泥。建場初期,農場職工都住這種簡易房子。地窩子有兩間,一間做飯,一間住人,睡的是土炕。房子很簡陋,連桌子凳子都沒有。地窩子旁邊是牛棚,牛奶場有三十多頭奶牛,主要供應場部用牛奶。牛奶場有六個工人。組長姓張,年齡最大,五十歲左右,湖北人,他原是9.25起義的軍人,原來他負責賣牛奶,他老婆在牛奶場打雜、做飯。放奶牛的兩個,高個姓安,五六年河南支邊青年,矮個姓卜,比我還矮,也是河南支邊的,當過鐵路工人,還當過志愿軍到朝鮮打過仗,他經常吹過去的革命經歷。放小牛的也姓安,外號“老虎”,是老安的弟弟。早上,我和他們一塊擠牛奶,還是用老式擠奶辦法,我學回來的先進擠奶法他們不感興趣,嫌麻煩。擠好牛奶,吃過早飯,大家分頭干自己的工作。放牛的放牛,賣奶的賣奶,在家的打掃牛棚。我去以后組長就叫我賣牛奶,他負責全組工作,并輪換著頂班,讓每個人休假星期天。從此,賣牛奶的生涯開始了。
我每天起床擠好牛奶,吃過早飯趕著毛驢車,拉著一大鐵桶牛奶去賣,先到隊上,然后駕車到場部。那時,牛奶一公斤才七、八分錢。由于喝奶的人多,經常供不應求,場部打奶的人排著隊等著我,就象列隊歡迎首長,有時排隊的亂了套,擁擠著搶著牛奶,有的甚至提前到半路上等著打牛奶。不過夏天牛奶多的時候,有時還得吆喝著“賣奶子”,到場部各單位轉一圈才能賣完。在場部賣牛奶 認識了不少人,如子女校的于老師,每天找我打牛奶給孩子喝。當時我想,這一輩子能調到學校當個老師就好了。沒想到以后我真進學校當了老師,而且后來還當了于老師的校長。那時,場部的許多大人小孩都認識我,叫我賣奶子的“小鬼”。主要是我當時個子小、年齡也不大。時間長了,場部一些單位的領導,聽說我是高中生,人又老實,想調我去工作。如拖拉機修理廠廠長想調我去學車工,機耕隊隊長想調我去學開拖拉機。我聽后喜出望外。特別是開拖拉機,在家的時候,電影里看到開拖拉機的,特別羨慕。但生產隊不放我走,我也沒有辦法。不過年底隊上把我評選為五好職工,還參加了農場先進表彰及春播動員大會。五月份又評為學習雷鋒先進青年,參加了場里的“五四”青年節(jié)表彰大會。那時領導群眾對我的印象很好,說我人老實,聽話,能吃苦,服務態(tài)度好,學習雷鋒助人為樂。當時,全國正開展學雷鋒運動,對我觸動很大。每次到場部去,生產隊的一些職工讓我給他們代買東西,代寄信匯錢,還有到場部看病坐便車,我都全心全意服務,使他們滿意。
我一邊工作,一邊抓緊時間讀書學習。那時我仍然幻想著將來當個高爾基式的作家。我訂了《人民文學》、《文藝月報》等文學雜志,買了不少文學理論和寫作書籍。我每天一坐上牛奶車,就埋頭看書。好在拉車的毛驢是老母驢,很通人性。它知道路線,哪里是賣牛奶的地點,它自動停下。走在公路上,它知道挑好路,避開坑凹的地方。前后有汽車來了,它自動讓到路邊上行走。如果天變了,要來暴風雨了,它自己就加快腳步往家跑。它能聽懂我的話,我說走,它就走,我喊停,它就停下來,我說快,它就快跑,我說慢,它就慢行。我不在,別人休想趕它走,用鞭子抽它也不走。有一次,賣牛奶回來,我躺在車上睡著了,它一直把我拉到牛奶場才停下來。只有在它聽到公毛驢嘶鳴著叫它的時候,才呼應著鳴叫著亂跑。有時賣完牛奶回來,還幫助去放小牛犢。我把牛趕到草地上吃草后,照樣好看書。草地很大,還有放羊的、放豬的,記得有個放羊的小馬愛唱寧夏的花兒,邊放羊邊唱,聲音高亢激昂,很好聽。還有個放豬的小段愛吹笛子,在草地上吹著動聽的歌曲。天上飄著白云,地上青青的草地,羊兒叫著,牛兒喊著,豬兒在草地上追逐歡跑,好一幅草原牧歌圖。
晚上,在地窩子里就著昏暗的煤油燈光,坐在床上,或看書或寫作,沒有桌子就在腿上擱一塊板子。記得那時還練習寫了一些詩歌和幾篇小說,給文學雜志或報紙寄出去了,但都退了回來。只是在農七師《躍進之聲》報上發(fā)表過幾首小詩。一次看了《老兵新傳》的電影后,還想構思一部描寫兵團農場創(chuàng)業(yè)的電影劇本。是!看農場的今天,整齊的條田,碧綠的林帶,清清的水渠,金黃的麥浪里駛著康拜因,東方紅在地里播種希望……要知道這里—下野地,五七年還是沒有人煙的戈壁灘,那時這里只有野兔、黃羊、豺狼。是前輩們五七年來這里造田開荒才改變了這里的模樣,成了祖國的糧倉。他們毫不遜色于北大荒老戰(zhàn)士的功績。是應該大筆書寫他們,可是自己深感力不從心。那時在生產隊文教的鼓勵下,也給農場廣播站寫了不少通訊報道,經常在廣播上廣播我寫的東西,這自然也引起了人們對我的關注。
七隊有兩個四川老鄉(xiāng)對我特別好,一個是姓劉的木工和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組長,特別能干,四川岳池人,他們經常把我叫到他家吃飯。他們有個女兒在下野地管理處醫(yī)院當護士,長得很漂亮,經;丶襾,他們有意撮合我和他的女兒,他妻子對我說,她女兒對我有好感,讓我給她女兒寫封信談談。當時,我有些自卑,自己一個賣牛奶的,我一直未敢寫這封信。還有一個是四川長壽人,姓吳,會烹飪,在伙房當炊事員,聽說在家里是開飯館的。 他很喜歡我,打菜時打得特別多。他還送給我床單和一些小東西。他有一個女兒在內地上中學,他準備接來,他想我做他的女婿。后來,我調出了七隊,也就沒有和他來往了。
十五、兵團武裝戰(zhàn)士
1963年10月,場里調我到武裝值班一連當武裝戰(zhàn)士。1962年,新疆發(fā)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大量邊民被蘇聯(lián)策動,逃往蘇聯(lián)。伊塔事件后,兵團進一步加強了武裝工作,各農場恢復和新建了武裝值班連隊。值班連隊農忙參加生產,農閑進行軍事訓練,遇到緊急情況就拉出去執(zhí)行任務。新疆兵團是新疆穩(wěn)定的重要支柱。中央對新疆一直很重視。所以兵團肩負著三個隊的任務,一個是生產隊,一個是工作隊,一個是戰(zhàn)斗隊。武裝值班連隊就是三個隊最好的體現(xiàn)。這次場里組建的武裝值班連抽調的都是優(yōu)秀青年。這是政治任務,所以生產隊想留我也留不住。那時能調到武裝值班連還是很光榮的,所以我也很高興。當年雖然我調出了七隊,七隊在年底仍把我評為農場五好職工。
一到武裝一連,就統(tǒng)一換上了灰軍裝,與抗戰(zhàn)時八路軍穿的一樣,還發(fā)給我一支五四步槍。我被編到一排三班,班長姓張,當過志愿軍,河南人。連長姓陳,剛從現(xiàn)役部隊轉業(yè)來的連長。從此,每天開始了軍事生活。早上聽著軍號出操,上午、下午訓練,主要練隊列、刺殺、射擊、投彈,還要到雪地里練戰(zhàn)術,實施防御和攻擊,有時還上一些軍事常識理論課。半夜后輪流站崗兩個小時。我們還進行了實彈練習,雖然時間很緊張,訓練也很辛苦,但覺得很有意思,這輩子也總算過上了軍事生活。1964年3月,場里從武漢軍區(qū)來了一批轉業(yè)軍人,全部分配在武裝一連和二連。我班分來了兩個戰(zhàn)士。四月份連隊轉入生產勞動。先是扒蘋果樹,一連原來是個園藝隊,種了不少蘋果樹,新疆由于冬天很凍,所以入冬前要把蘋果樹埋上。春天化凍后才扒出。扒完蘋果樹,連里又安排我們三班負責種菜,因為張班長是種菜行家。當時,掀起了學習* 著作熱潮,在地里干活休息,也要學* 著作。晚上還要寫心得體會,每周還要開講用會。由于我是高中生,班長安排我負責組織班里學習* 著作。我們班多次受到連里的表揚。我和班里同志和睦相處,在學習和勞動上表現(xiàn)突出。五月四日,我被批準參加共青團,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不久又被團里評為學習* 著作積極分子。在武裝連印象最深的是保衛(wèi)夏收。農場麥熟以后,場里安排值班連戰(zhàn)士到各生產隊保衛(wèi)夏收。我和老杜分到一隊,晚上在麥場或麥地站崗,主要是防火、防盜、防階級敵人破壞。那時,我背著槍,在星空下,巡視在田間地頭,瞪著雙眼,聽著地里發(fā)出的蟋蟀聲,深感自己肩上的責任,也為自己是一名保衛(wèi)戰(zhàn)士而自豪。
十六、一人一所學校
1964年7月,保衛(wèi)夏收回來,連里通知我調到子女校當老師。這真是喜從天降,夢想突然成真了。同時,調到學校的還有幾個轉業(yè)戰(zhàn)士。從此開始,我就步入了教育戰(zhàn)線,開始了我的教育生涯,在教育上從小學到中學,從教師到校長,從農場到城市,在教育戰(zhàn)線上工作了近四十年。我也不知教過多少學生,只知道,我的學生差不多分布在全國各地。我從心里感激決定調我到子女校的人,是他改變了我的命運。不過,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誰決定調我的恩人。
我們到子女校時正趕上學校放暑假。教師到下野地管理處中學集訓學習,我們也一塊到該中學政治集訓。那時下野地9個農場只有這一所中學,當時,只有初中,還沒有高中,是下野地最高學府。沒想到后來我到這個學校當了中學教師,后來,又當了這所中學的校長。學習回來后,學校領導又對我們幾個新教師進行業(yè)務培訓。主要是學習備課。教務主任叫姜寧,他找來老教師的教案本,還找來教科書,讓我們模仿著備課,學習寫教案。開學前,學校領導安排我和一個姓張的老師到九隊創(chuàng)辦分校。同時,還有一些教師分到一隊、十一隊、種畜隊、八隊辦分校。原來農場連隊沒有學校,連隊學生從一年級開始都到場部住校。為了解決學生就近上學問題,場里根據上級指示到連隊辦分校,以解決連隊職工子女上學困難問題。
九隊分校離隊部還有四五里路,在一個麥場旁的舊羊圈里。教室有兩間,用土塊壘的課桌和凳子。房頂有的還漏著天,條件很簡陋。這就是那時兵團艱苦奮斗的作風。學校只設一、二年級兩個班,我和張老師一人教一個班,一個班只有十幾個學生。由于自己說的四川話,在課堂上按方言教讀,用方言點名常引起學生哄堂大笑。如點學生楊新國的名,我讀楊新國(gui)。弄得我很尷尬。我于是下定決心,要好好學普通話讀音,學習老教師的教學方法,學習寫好黑板字,做一個合格的教師。每個星期,我都要抽時間回場部子女校聽老教師的課,學習他們的教學方法。讀不準普通話的字音,我就請教張老師,每篇課文教之前,先讀給張老師聽一聽,讓他幫助正音,放學以后,我就在黑板上練習板書,那時我的板書也很難看。就這樣,我就逐漸上路了。還有一個尷尬的事,就是每次回場部學校,一些學生過去認識我,看到我后,就說,“賣牛奶的來了。”有的還學著我的腔調喊“賣奶子呦。”
十一月,學校又通知我到十二隊創(chuàng)辦分校。隨后十二隊派小馬車到三隊來接我。十二隊是農場最偏遠的生產隊,離場部大約有二三十里路。學校設在隊部的一間辦公室里,教室、辦公室、臥室三位一體,校長、教師集我一身,記得伯父、幺老子在鄉(xiāng)村小學也是一人一所學校。學生有二十多個,原來這些學生都在十七隊分校走讀,由于家長和生產隊強烈要求,所以學校才不得不決定十二隊也辦分校,讓學生就近上學。雖然學生不多,但有三個年級。我一個人教三個年級的課,要備六門主課的教案。除了語文、算術外,還要教自然、音樂、體育、美術課。語文、算術上復式課,給一年級講課,二、三年級做作業(yè);給三年級講課,一、二年級學生做作業(yè);給二年級講課,一、三年級做作業(yè)。這樣有靜有動、動靜結合地上課。中心校姜主任來檢查教學,聽我的復式課后,還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那時,我不但給學生上課,而且還領著學生種了一小塊地,培養(yǎng)學生的勞動觀念。有時還給學生排一些文藝節(jié)目,到隊上給職工演出。那時,我還兼任生產隊的團支部書記,參加隊上的社會活動,組織生產隊青年學習,帶領青年業(yè)余時間突擊栽樹,造青年林。那時真是意氣風發(fā)、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我還經常抽時間,到每個學生家訪問,和家長們建立了融洽的關系。學生在家不聽話了,家長也到學校來找我去解決。許多家長經常邀請我去吃飯。一次我感冒發(fā)燒躺在床上,學生和家長拿著雞蛋,端來雞湯、面條,不斷地來看望我,我那時感動得熱淚盈眶。那時,學生最高興的是,我們和十一隊分校、九隊分校的學生共同舉行少先隊活動。三個分校的學生聚集到三個學校的中心地,一個樹有測量三角架的大沙包上,玩軍事游戲,攻占沙包奪紅旗。張老師還吹著軍號,我們幾個學校的老師也戴著紅領巾,和學生一道爬沙包,搶占制高點……那時我們也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們分校的教師,每周星期六下午都要回場部中心校開會。我離場部最遠。星期六上午一上完主課,就往場部趕,第二天下午才回學校。新疆人少地方大,從十二隊到場部幾十里路沒有一戶人家,路上行人也稀少。冬天下雪以后,路上如果沒有馬車經過壓過,連路都沒有,只好踩著厚厚的積雪,艱難地邊探路邊走。如果遇到暴風雪就更慘了,雪片直往臉上撲,打得眼也睜不開,耳朵凍得像刀子在割。風大了,連站也站不住,只好蹲下。有一次,因為有事在場部走晚了。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走到一個羊圈旁邊時,在微弱的月光下,突然看見前面有一只象狗一樣的東西蹲在前面左側的一個沙包上,兩眼閃著綠熒熒的光,我一驚,那是狼,看來那只狼想吃羊圈里的羊,嚇得我一時間身上的汗毛都直了。我停住腳步,想著如何對付這只狼,我解下腰間的寬皮帶提在手上,皮帶上的扣子是鐵的,權當武器。我用手電筒照了照那只狼,沒想到這時候羊圈里的狗汪汪叫了起來。那只狼竟然自己走了,總算是有驚無險。
還有一次差點見了上帝,冬天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住在場部中心校的教師宿舍里。睡到半夜,我覺得心里憋得難受,醒了,只覺得頭暈頭疼,想起來,動彈不了。不好!我喊醒同宿舍的三個老師,他們也都不行了。大家一下都明白了,煤氣中毒了。原來宿舍是建校初期蓋的窯洞式的房子,冬天為了保暖,前后窗戶關死了,不通氣。而取暖的煤爐跑煙,煤煙出不去,造成我們煤氣中毒。幸好有一個陸老師還能動彈,他掙扎著起來開了門,呼叫旁邊宿舍的老師來救人。原來和我一塊在九隊分校教書的張老師進來后,把我扶出窯洞,在宿舍門口的雪地里轉圈,說:“在外面轉一轉,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就好了。”真的,轉幾圈頭就不暈了。沒想到我拖著的鞋不知什么時候掉了,光著腳板在雪地走也不知道,腳已凍得失去了知覺。張老師把我扶到學校醫(yī)務室,發(fā)現(xiàn)腳已凍腫了。有人說:“趕快到爐子跟前烤一烤。”校醫(yī)王醫(yī)生說:“千萬不能用火烤,火一烤,腳就壞了。”她叫人到雪地里裝了一盆雪,然后她抓著一把一把的雪,搓我凍腫了的腳,開始我也不疼,搓呀搓,一會兒,我的腳感到有點疼了,她才說:“現(xiàn)在你的腳可以保住了。”后來,我厚厚的腳板皮全掉了,重新長出嫩皮。我這雙腳多虧王醫(yī)生有經驗,要不然就成了殘廢人。我從心里感激王醫(yī)生。文化大革命時,學校紅衛(wèi)兵說她是舊軍官太太,受盡了折磨、屈辱,好人遭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