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沉重的十字架
一九六五年元月寒假，各分校教師全部集中到場部中心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叫四清運動。上面還派了工作隊的翁某某到學校負責學校的社教運動。學習了文件后，學校領導和每個教師開始“下樓洗澡，放包袱”，也就是每個人對照著文件中規(guī)定的政治標準，在全校會上進行自我檢查批判，然后接受群眾批判。問題少的一次就可以下樓，問題多的幾次也下不了樓。只能一次一次進行自我批判，接受群眾批判。當時學校下不了樓的，一個女老師，揚州人，說她愛打扮、嬌氣、傲氣、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嚴重；一個是語文教研組長，河南人，出身地主家庭，學校語文權威，對學生灌輸封建主義思想；一個算數(shù)教研組長，四川人，出身地主家庭，學校算數(shù)權威，崇拜蘇修凱洛夫教學法。這幾個人下了幾次樓也過不了關。那個語文教研組長下不了樓，最后竟吃六六六粉自殺，后經(jīng)搶救才沒丟命。在運動中，還批判了一個教低年級語文的老教師，這個老教師經(jīng)常在學校上示范觀摩課，課堂教學生動形象活潑，學生在課堂上十分活躍，我每個星期都要回中心校聽她的課，我就是從她那里學會上課的。她是學校公認的好教師。沒想到這次也受到批判，主要批判她的“母愛”教育，說她不該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那樣寵愛，是培養(yǎng)資產(chǎn)階級的花朵。她的課堂教學是搞花架子。后來這個老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嚇成了瘋子。那個時代，就是這樣“人妖顛倒，是非混淆”。運動結(jié)束后，把幾個問題嚴重的教師下放到生產(chǎn)隊勞動改造。一個副校長也是地主家庭出身，據(jù)說生活作風有問題，也下放到沙包窩生產(chǎn)隊勞動去了。這是學校社教運動的偉大成果。把他們清理出了教師隊伍。這些人文化大革命后，才平了反，調(diào)回了學校工作。由于我剛進學校，而且又在分校，沒有給人留下多少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一次就下樓了。雖然一次下了樓，但在這次運動中，感到了無形的壓力，因為這次運動特別突出人的出身成份和社會關系，這次重點批判對象幾乎都是所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自己家庭成份雖是小手工業(yè)者，但父親貪污勞改過兩年，那時我已知道父親的問題，雖然自己從小就和父親斷絕了關系，至今也不認識他，而且在社教運動中已在自我批判中檢查過，但總是逃不過勞改犯的兒子。那個年代，一切看出身成份和社會關系，不管你工作能力再強，表現(xiàn)再好，你都是不可靠的人，注定你一輩子沒有前途。父親不但遺棄了我們，給母親精神上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使我們生活遭受痛苦的磨難，而且因為他勞改問題，使我們弟兄在唯成分論的年代，政治上也受到嚴重的傷害，想入黨，沒門，弟弟考上大學也因他的問題卡住了。他在大足生養(yǎng)的三個女兒也因他兩年勞改的問題，在那個年代也抬不起頭來。我過去恨他，宣布和他斷絕父子關系。雖然斷絕了關系，在那個年代照樣把我和他的問題連在一起，翻不了身。那時我是多么羨慕那些有一個好爸爸的人。直到粉碎四人幫后，批判了過去的極左路線，實行政治上平等，我們才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一九七九年，我回家探親時，專程到大足縣看望了他。那時他頭發(fā)已白、牙齒已缺，應驗了母親帶我在尼姑庵的簽語。父親跟著他二女兒生活。第二天他帶著我上寶頂山參觀著名的大足石刻。一路上他向我道歉，說他遺棄我們弟兄有罪，請我原諒他。他說老天也報應了他，讓他含冤勞改了兩年，丟掉了公職，勞改出來后一直靠打石頭、挑石頭為生，折磨了他半輩子。他說他根本沒有貪污那兩千元，當時他是土產(chǎn)公司經(jīng)理，因和書記不和，書記陷害他�，F(xiàn)找了組織，答應為他平反。后來我和弟弟都原諒了他，在某些方面也理解了他。我們每年還都給他寄些錢幫助他養(yǎng)老。父親因病于九二年逝世，終年七十七歲。二OOO年，經(jīng)弟弟牽頭，我們弟兄和大足的幾個妹妹在成都相聚，共敘親情。
在這次運動中，自然而然地把來新疆的途徑的人分成幾等，第一等是解放進疆的子弟兵和近幾年的轉(zhuǎn)業(yè)軍人，第二等是解放前進疆的“九二五”起義人員（新疆九月二十五日* 的舊軍人），第三等是* 、河南、上海等地來的支邊青年和分配來的干部、學生，第四等是自動來疆工作的人員，又叫盲流，客氣一點叫自流人員。第五等是勞改進疆的刑滿就業(yè)的新生員，第六等是勞改進疆仍在改造的勞改犯。自動來疆工作人員很受歧視，雖然社教后期兵團文件說對自動來疆人員叫自動支邊。但實際上，組織內(nèi)部很明確，自流人員不能提拔領導干部，一般情況也入不了黨。象我這樣能調(diào)到學校當老師，就是很幸運的自流人員了。實際上自流人員里有很多人才，大都素質(zhì)比較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逐漸破除了唯成分論和以來疆途徑用人的舊組織框架，唯才是舉，一大批自流人員脫穎而出，許多提拔起來成了連、團領導，甚至還有的當了師長，我們農(nóng)八師原丁師長就是從四川三臺來的自流人員。全國著名詩人楊牧也是從四川渠縣來的自流人員。自流人員在新疆建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當時，“自流人員”、“盲流”就象一頂沉重的鐵帽子，壓在自動來疆參加新疆建設人員的頭上，讓你抬不起頭，挺不直腰。我是自流人員，雖然我對外說是來找叔叔工作的，但內(nèi)心很自卑。“屋漏偏逢連夜雨”，更糟糕的還是在社教后，老家臨江鎮(zhèn)給我團發(fā)來了一封調(diào)函。當時我還不知道。由于我在十二隊分校的表現(xiàn)突出，生產(chǎn)隊領導和隊上群眾給予了較高的評價。1965年底隊上把我評為先進工作者，報給了中心校和場組織科。同時,黨支部又決定發(fā)展我入黨。生產(chǎn)隊指導員給我談話，讓我靠近組織，寫了入黨申請書。入黨，那是我夢寐以求的事。那時的青年，誰不追求政治上的進步。只不過自己頭上壓著自流人員的帽子，還有父親的問題，所以一直不敢向組織提出要求。然而，使我沒有想到的是，六六年三月份場里宣布表彰先進時，卻沒有我的名字，入黨的事也石沉大海。還有一件事，和我一同調(diào)入學校的幾個教師轉(zhuǎn)為正式干部，而惟獨沒有我，這一連串消息，使我想到，糟了，哪里出了問題。但又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后來，生產(chǎn)隊一個領導從側(cè)面告訴我，說我家來了調(diào)函，說我在家有問題，直到文化革命開始后，對立派場機關“井崗山”總部揭老底戰(zhàn)斗隊公布了我家里的調(diào)函，主要內(nèi)容是父親是國民黨舊政府人員、貪污勞改犯，本人在家厭惡勞動，大搞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畏罪潛逃新疆，企圖叛國投蘇……。后來得知，這個調(diào)函就是臨江鎮(zhèn)那個工作人員寫的，真是惡毒至極。弟弟那里也發(fā)去了更加惡毒的調(diào)函，家里來的調(diào)函說我有這么嚴重的問題，難怪農(nóng)場要取消我的先進，更不用說會讓我混入黨內(nèi)和干部隊伍。那個工作人員為了報復我們弟兄，真是害人不淺，卑鄙至極。他一紙調(diào)函險些斷送了我們弟兄的前途。父親問題、自流人員，老家的調(diào)函讓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我的好朋友，一同闖新疆的蔣先驊鎮(zhèn)上也來了顛倒黑白的調(diào)函，由于他的家庭成份和自流人員的身份，也同樣受到了歧視。1966年春節(jié)，他被衛(wèi)生隊排擠，抽調(diào)到南疆農(nóng)三師去開發(fā)新農(nóng)場。他在南疆也受了不少苦。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政治上才得到解放，被提拔為團場醫(yī)院的院長。后來他調(diào)回故鄉(xiāng)，到萬州市工作�，F(xiàn)退休和妻子在上海養(yǎng)老。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沖擊，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多少人都要被那一紙調(diào)函含冤終身。“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戰(zhàn)國策.秦策）。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場災難。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文化大革命使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貫穿的一條極左路線發(fā)展到了頂峰，物極必反，亂極必治，極左路線最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黨和社會生活中沒有了市場，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恐怕很難有今天的經(jīng)濟上和政治上的改革開放。
1966年元月底，學校放寒假，我們集中在場部中心校學習，突然接到一封電報，母親病逝。母親是在正月十一日病逝的，這之前，接到過母親病危的電報，由于學校還沒放假，路途又太遠，所以只電匯了錢回家，讓母親住院治病，沒想到才十多天，母親竟然走了。母親剛近五十歲，還不滿五十周歲，就離開了我們，母親去世時，我和弟弟都沒有在她身邊，至今想起來，這是我一生的最大遺憾。
十八、荒唐的教師集訓
公元一九六六年春，全國開展批判《海瑞罷官》，接著批判《三家村》，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七月份，學校一放暑假，下野地各農(nóng)場全體教師集中到管理處中學，參加教師集訓。文化大革命首先從教師集訓開始。隨著我們到中學的還有農(nóng)場派出的工作組，工作組大多是轉(zhuǎn)業(yè)戰(zhàn)士，組長是農(nóng)場政治處王副主任，負責領導學校的運動。我們先是務虛學習，后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教師們開始用大字報大揭露大批判，主要揭露批判校長、教導主任在學校推行反動教育路線的滔天罪行，同時，還批判教導主任寫的《抓現(xiàn)金》的劇本，校長潘文讓是從甘肅參軍進疆的。主任姜寧是從北京參軍進疆的，他們還都是子弟兵，后工作隊又鼓動教師互相揭露批判。我和陳建章等幾個教師一起，成立了鐵掃把戰(zhàn)斗小組，用大字報揭露批判校長、主任。那時，誰不起來揭露批判，誰就有問題。大字報大多是一些捕風捉影、斷章取義的東西。如有張大字報說姜主任有次白天提個馬燈到辦公室，這是污蔑社會黑暗。說潘校長帶著學生在校園花圃除草，這是培育資產(chǎn)階級香花毒草。批判最多的教師是一個上海教師，因抄家時搜出了他同一個女教師談情說愛的日記。那時工作組帶領一些積極分子到一些教師家抄家，檢查了所有教師的教案本，千方百計找教師的問題。一時間，中學墻上到處張貼著大字報、大標語，還有許多漫畫。開始，中學揪出了教導主任在飯場批斗，接著，下四場、下五場、十九團農(nóng)場、沙門子農(nóng)場各個學校都在吃飯時，揪出了一些校長、主任，還有教師，進行了批斗。我們學校也在飯場批斗了校長、主任。站出來批斗的都是工作組培養(yǎng)的積極分子。集訓隊大批判，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工作組又從農(nóng)場選了學生代表來集訓隊參加揭露批判。那時許多領導和教師雖然批判著“牛鬼蛇神”，但同時又提心吊膽地生怕把自己揪出來。九月十八日全集訓隊在處部小禮堂開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只要下面寫一個條子遞上主席臺，主持人一念條子上的名字，誰都被揪到臺上示眾。有的剛寫好條子遞上去揪人，沒想到人家寫他的條子已念到他的名字了。一時間，揪到上面示眾的“牛鬼蛇神”擠滿了主席臺。臺下的則人人自危，生怕別人寫自己的條子。我校吳紀安、邊某某、劉某某等四五個教師也被人寫條子，揪上臺示眾。會后，十九團農(nóng)場一個姓趙的老師被揪上去示眾后，因驚嚇，竟在處中學辦公室上吊自殺了。九月一日該開學了，我們?nèi)匀辉诩栮牳氵\動。十月十九日，賈付師長來到集訓隊，召集教師大會。他在會上義正詞嚴地說：“教師集訓隊方向錯了，執(zhí)行的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違背了* 的革命路線，是挑動群眾斗群眾，革命教師要起來造反……。”這是一把火，這把火點燃了廣大教師心中的怒火。當天晚上，各農(nóng)場教師紛紛起來造工作隊的反。十月二十日，我校吳紀安帶著幾個教師寫出了炮轟工作組的大字報，并敲鑼打鼓，高唱“造反有理”的* 語錄歌，送到工作隊，要求罷工作組的官。一些教師們也寫出大字報表示支持吳紀安的革命行動。學校工作組被迫在教師會上做了檢查，交出了教師分類排隊名單，后來場里把這次反工作組行動稱為“十二零事件”。不幾天，集訓隊宣布解散，各農(nóng)場教師回校復課鬧革命。
十九、大清洗
教師回農(nóng)場后，工作組向場部黨委作了匯報，并整寫了三萬余字的有關“十二零”事件，反工作組的材料上報場黨委。政治處王副主任到學�？偨Y(jié)了反工作組的十二個問題，硬逼著參加“十二零”事件的教師向工作組賠禮道歉。經(jīng)過場里對學校半個月的整頓，將學校二十多名教師清洗出教師隊伍，下放生產(chǎn)隊勞動。同時,從生產(chǎn)隊抽調(diào)一些轉(zhuǎn)業(yè)戰(zhàn)士及其家屬到學校任教師,改變教師隊伍成份。那是叫摻沙子。清洗出的教師占教師總數(shù)的百分之五十多，被清洗的教師要么是反工作組跳得最高的，要么是所謂家庭有問題的。我也是被清洗的一個，這是我早預料到的。我反工作組跳得不高，主要是家里調(diào)函的問題。他們本來把我下放到種子隊，后來我教書的十二隊領導知道后，很同情我，他們到場里要求，讓我回十二隊勞動�；厥牶螅揸犻L讓我做文教的工作，不讓我勞動。隊里的領導和家長說，場里真是胡整，這么好的教師怎么不讓當老師。他們還是那樣尊重我、信任我。雖然我被清洗出教師隊伍，但內(nèi)心深感欣慰。我每天到地里，拿著喇叭筒喊著，給職工們鼓勁，組織開展勞動競賽，頒發(fā)優(yōu)勝流動紅旗。收工回來出黑板報，給場廣播站寫通訊稿，表揚好人好事，晚上開會，有時領導讓我教職工唱歌，有時讓我給大家讀報。一時間，隊里生產(chǎn)勞動熱火朝天。勞動競賽把職工的勁鼓得足足的。隊上有了生氣，工作更有起色，生產(chǎn)隊領導十分滿意。
二十、革命革成*
哲人說：“如果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上了‘紅燈’，而不得不停止前進的時候，你要堅信——紅久必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們下放的教師又被通知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原來中央有文件，被工作組迫害下放的要平反回原單位鬧革命，開始場黨委扣壓文件，拒不執(zhí)行。后來師直子女校革命教師來我場造了場黨委的反，場黨委才被迫執(zhí)行中央文件 把下放的教師調(diào)回場學校。那時，全國學校已停課鬧革命。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我和幾個老師到師部奎屯參加揭批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我們被師部轟轟烈烈的革命熱潮所感染。返校后，參加了吳紀安組織的“小教紅色造反團”，學校其他教師也組織和參加了“十二零”革命造反隊，“捍衛(wèi)* 思想造反隊”等戰(zhàn)斗隊。那時，農(nóng)場文化大革命還沒有怎么開展，在吳紀安領導下，我們組織在場里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當時，在全國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形勢下，我們組織按照《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精神，用大標語貼出了我們組織的戰(zhàn)斗口號，“核彈猛炸場黨委，炮打張連升（政委），打倒張長林（主任），火燒王魁修（集訓隊工作組長）”。不久，農(nóng)場各單位也紛紛成立了各種造反組織，場部貼滿了炮轟場黨委的大標語、揭露批判場黨委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字報。我們聯(lián)合了一些群眾組織還召開了批判大會，在上海“一月革命”奪權風暴影響下，我們紅色造反團又聯(lián)合觀點相同的其他群眾組織，奪了農(nóng)場廣播站的權，成立了“紅色造反者廣播站”。吳還逼政治處張主任交出辦公室鑰匙，拿來了全場干部分類排隊名冊，并砸了干部科長辦公室，拿來了一些材料。那時，我們紅色造反團在場里鬧得最歡，跳得最高、影響也最大。當時，吳紀安造反精神很強，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我的好朋友陳建章也充滿革命激情，緊跟吳紀安革命造反行動。他們倆都在師部住了一段時間，所以受師部影響很大。我和王承國老師有些保守，擔心這樣鬧下去會出事，勸吳和陳要冷靜、理智，我們組織不要太出風頭。吳和陳根本不聽我們的勸告。他們緊跟* 的戰(zhàn)略部署，捍衛(wèi)* 革命路線忠心耿耿、敢沖敢打、敢作敢為，一心想把我們組織樹成領導農(nóng)場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旗幟。那時，吳讓我負責廣播站。廣播站奪過來后，我負責編排每天廣播的節(jié)目，主要是轉(zhuǎn)播中央臺的廣播節(jié)目，還廣播一些報紙上的文章，也廣播少數(shù)傳單。廣播站好奪，奪到手上又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奪權以后，對立派一些組織堅決反對，他們大字報大標語傳單滿天飛，說什么接管廣播站是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右派奪無產(chǎn)階級的權”，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更麻煩的是，對立派組織大多是機關掌權的人，他們千方百計想陷害我們于不義，他們唆使廣播員罷工，拒不給我們廣播。如果廣播站不響了，那問題更大了，那是破壞宣傳* 思想。在這關鍵時刻，還是我們組織的一個上海青年教師，學校團支部書記張老師自告奮勇地擔任了廣播員。他們又唆使電站人員給廣播站在電壓上搗鬼………，那時，我每天守著廣播站，整天提心吊膽，生怕廣播出問題，承擔破壞* 思想宣傳的責任。二月十五日中央軍委下達關于兵團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規(guī)定，“轉(zhuǎn)業(yè)軍人造反團”和四個武裝值班連隊發(fā)出聯(lián)合聲明，要我們交出廣播站，當晚，場里就收回了廣播站，這下，我反倒松了一口氣。
三月二十一日，農(nóng)場召開了貧下中農(nóng)代表大會，貧下中農(nóng)代表大會實際上完全由機關“井崗山總部”控制。在會上，提出了“橫掃牛鬼蛇神”的口號，宣布我們“小教紅色造反團”為* 組織，給予取締，并在會上把吳紀安打成現(xiàn)行* ，在會上當場逮捕。那天，我和陳老師正在十二隊分校，那時，生產(chǎn)隊蓋了新學校，學生也多了，我和陳老師一人教一個班，聽到消息后，晚上我和陳建章躺在床上一夜都沒有合眼。陳建章是河南人，父親五六年支邊來疆，他六四年從奎屯師范學校畢業(yè)后分到我們學校，他一來，我倆一見如故，話就說到一塊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就象親兄弟一樣。從集訓隊開始搞文化大革命到現(xiàn)在，我們一直在一起戰(zhàn)斗。我們躺在床上，回憶我們紅色造反團成立以來的所作所為，我們都是按照黨中央的精神做的，我們是在捍衛(wèi)* 的革命路線呀！憑什么把我們打成* ？雖然我們組織的行動有些過火，但我們每一次行動都是緊跟* 的戰(zhàn)略部署呀！我們想，我們這下完了，成了* ，這一輩子的前途就徹底斷送了。我們才二十多歲呀！第二天，我們被通知回中心校停職檢查，接受批判。當時，學校原領導都被停職靠邊。領導學校運動的是場機關以轉(zhuǎn)業(yè)戰(zhàn)士為主的“井崗山總部”群眾組織的頭頭，還有他在學校的下屬組織，“捍衛(wèi)* 思想戰(zhàn)斗隊”的頭頭陸老師。我和陳來到場部，場部到處貼著大標語：“紅色造反團是* 組織”、“打倒現(xiàn)行* 分子吳紀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還有中傷污蔑攻擊紅色造反團的大字報，其中有井崗山揭老底戰(zhàn)斗隊公布的檔案資料，主要是家庭出身、社會關系、過去犯過什么錯誤，當然很多是捕風捉影、夸大其詞的東西，我們小教紅色造反團十幾個人，不是出身成份問題，就是社會關系問題，包括叔父、外公、外婆、表舅、表姐等等，出身、社會關系沒有問題的，就是蛻化變質(zhì)分子。如前所述，公布我的就是家里調(diào)函上的問題。在商店門口，一個身穿黃軍服、頭戴黃軍帽，臂帶“紅戰(zhàn)士”袖章肩挎語錄包的一個老頭，手拿一本* 語錄，一會兒讀* 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會兒呼口號：“紅色造反團是反動組織！”“打倒* 分子吳紀安！”“橫掃牛鬼蛇神！”一些人在前面圍觀。聽人說，這是五隊一個瘋子，他每天上午都在場部表演，那時瘋子也會見風使舵。我和陳一到學校，就被勒令戴上“向* 請罪”的白袖章。當時，戴這種請罪的白袖章除了我們“紅色造反團”、“十二零”戰(zhàn)斗隊成員外，凡是和我們組織同觀點、有聯(lián)系的群眾組織成員，大約有二百五十人都戴上了白袖章，走在場部隨時都可以看見白袖章。第二天，陸某某和學校紅衛(wèi)兵頭頭（學生）在一間教室里審問我和陳，他們審完陳后，才讓我進去，他們要我交代跟吳紀安干了哪些* 勾當，做了哪些反* 思想的壞事。我說沒有。紅衛(wèi)兵頭頭帶著幾個紅衛(wèi)兵對我就是一頓拳打腳踢，打完后，紅衛(wèi)兵頭頭拿繩子來要把我吊起來，陸某某過來制止了他，責令我回宿舍寫交代材料。過了幾天，陸某某來叫我回十二隊上課，邊上課邊寫交代材料，陳仍留中心校接受批斗。原來十二隊學生無教師上課，家長反映很大，生產(chǎn)隊領導通過場里要我回去上課。當時，我算最幸運的了。吳紀安關在農(nóng)場監(jiān)獄里。陳老師在中心校勞改，隨時批斗，在隨后“井崗山總部”召開的批斗吳紀安* 罪行大會上被揪上臺批斗。陪斗的還有一些“9.25”起義的干部，以及和我們同觀點的群眾組織的頭頭。在批斗會上，學校教師劉金蘭因為不舉手呼喊“打倒* 吳紀安”的口號，被“井總”打成現(xiàn)行* ，也受盡了迫害。自“三二一”大會后，農(nóng)場各單位紛紛按照“井崗山總部”的部署，召開“抓革命促生產(chǎn)誓師大會”，各單位支持過紅色造反團的群眾組織，被打成“* ”組織或幫兇組織。許多領導干部業(yè)務干部被罷官，甚至許多職工，如組長、趕大車的、拖拉機駕駛員、炊事員也被“罷官”，趕到大田里勞動。當時學校是教師斗教師，學生斗教師，還有學生斗學生，一些學生也被紅衛(wèi)兵勒令戴上白袖章。農(nóng)場一片白色恐怖。那時，我很佩服吳和劉的硬骨頭精神。在“三二一”大會上，吳紀安被揪到臺上示眾時，他面對* 像昂然挺立，臺下喊“打倒吳紀安”，他在臺上喊：“* 萬歲”、“誓死捍衛(wèi)* 革命路線”，要他低頭認罪，他拒不低頭，說：“決不向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低頭認罪。”警衛(wèi)上去拉他面向臺下認罪，他硬是不轉(zhuǎn)向，始終面向* 像。在井崗山總部宣布他的所謂“* 十六大罪狀”時，他拿著* 語錄本高聲朗讀* 語錄。逮捕他時，幾個警衛(wèi)把他打倒在地，給他戴上了手銬。下午又用槍桿子頂著把他推到商店門口，向幾百名游行的武裝戰(zhàn)士和群眾示眾。四個武裝連戰(zhàn)士手持步槍機槍、六0炮，* 口一齊對著吳紀安，進行示威。吳面對示威仍然大義凜然、高昂著頭。把他關在監(jiān)牢里后，他戴著手銬，還用雞毛桿蘸著紅汞抒寫了一首一首歌頌* 的詩歌，他還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了“祝* 萬壽無疆”的血書。在六十四天監(jiān)牢生活里，天天讀《* 選集》。那時的吳紀安就象《紅巖》中的江姐，《紅燈記》中的李玉和。只是由于歷史扭曲了年青人的革命熱情。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誰會想到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那時多少年青人的天真、淳樸，對革命的忠誠，對領袖的忠心，可惜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這能怪年輕人嗎？那時，至上而下的“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極左路線，迷糊了多少人的眼睛，誤導了多少人前進的方向，真是可悲可嘆！這條極左路線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發(fā)展到五八年三面紅旗下的大煉鋼鐵，浮夸風、共產(chǎn)風、公共食堂、五九年的反右傾，六二年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以至六四、六五年的四清運動，最后發(fā)展到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極左路線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那個可怕的年代甚至出現(xiàn)了許多荒唐的事件，試舉幾例。
那時，人們每天上班前集體站在* 像前向* 早請示，一個一個對* 像說，今天要干什么革命工作，晚上開完會回家前又要站在* 像前，一個一個向* 匯報，今天革命工作干得好不好，干得不好還要斗私批修。我們是* 組織的，在中心校學習時，我們不但要在早請示、晚匯報中請示匯報工作，還要向* 他老人家請罪。那時，八隊一個老職工，沒有文化，外號張迷糊，在一天晚上匯報時說：“敬愛的* ，你的親密戰(zhàn)友張某某向您匯報……。”他本來要說你的戰(zhàn)士，一慌說成你的親密戰(zhàn)友。接著他又說：“你老人家教導我們說，世界上怕就怕鬼敲門……”，旁邊的人一聽，都忍不住笑了，一個年青人提醒他：“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他才又改過來。這天，他因工作失誤受了組長批評，心思集中不起來。組長聽后，向上級匯報，說是反對林付主席，篡改* 語錄，是現(xiàn)行* ，后抓到場部關進了監(jiān)獄。
那時，每天要跳忠字舞、唱語錄歌。一個生產(chǎn)隊的一個女職工，沒有文化，又出身地主家庭，一天開會時，唱語錄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她卻心不在焉地唱成：“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擁護”。旁邊的人一聽，立即向指導員匯報，就這樣被打成* 。
那時，體育老師上體育課喊口令，只準喊“向左轉(zhuǎn)”，不準喊“向右轉(zhuǎn)”，要轉(zhuǎn)成向右轉(zhuǎn)的方向，只得連喊三次“向左轉(zhuǎn)”。“向右看齊”也不能喊，只能喊“向左看齊”。
1967年6月，兵團黨委接到我們的控告信，幾次派人來我場調(diào)查后，做出了為我們平反的決定，責成農(nóng)七師黨委為吳紀安和我們平反。七月份，兵團黨委和農(nóng)七師黨委派工作組來我們場，督促平反工作，工作組排除“井總”的各種干擾，為我們組織和吳紀安平了反，并督促場黨委和“井總”作了檢查，終于摘掉了壓在我們頭上的* 帽子。場黨委被迫撤出了派到學校鎮(zhèn)壓革命群眾的工作組。受迫害的組織又寫出一張張大字報，控訴和揭露場黨委推行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處于夭折的下三場文化大革命又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二十一、武斗·法西斯
哲人說：“一個人最傷心的事情無過于良心的死滅，一個社會最傷心的現(xiàn)象無過于正義的淪亡。”
農(nóng)場的八月，正是瓜果飄香的季節(jié)，農(nóng)場文化大革命隨著新疆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fā)展，群眾組織按照擁護自治區(qū)的兩大派觀點，分成兩派，我們贊同自治區(qū)少數(shù)派的觀點，在農(nóng)場也是少數(shù)派。以“井崗山”總部為代表的“紅戰(zhàn)士”是多數(shù)派的觀點，在農(nóng)場掌握實權。他們在全國武斗風的影響下，對少數(shù)派群眾進行了瘋狂的鎮(zhèn)壓，他們制造了“九三O”“九六”“九二O”等一系列武斗事件，許多不同觀點的群眾遭到毒打。特別是在當時部隊支一派，打一派的情況下，一個姓方的軍隊干部到農(nóng)場給多數(shù)派做報告后，他們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在十一月五日全副武裝乘著汽車，和下野地其他農(nóng)場的多數(shù)派一起，血洗了下四場的少數(shù)派群眾，回來后又圍攻了處中學和二隊，造成了多人傷亡。一些領導和群眾看不慣他們搞打、砸、搶，也遭到他們的迫害。農(nóng)場張政委是個老革命，在“三二一”貧下中農(nóng)代表大會上，被他們稱為左派干部。就因為他后來不支持他們搞武斗，就被他們打成“三反分子”，戴上了腳鐐手銬，場長副場長都被靠邊，許多連隊領導也被他們撤職靠邊。特別殘忍的是，他們還私設監(jiān)獄，私設公堂，運用中美合作所的各種刑法，殘酷迫害不同觀點的干部和群眾。他們無中生有的編造了什么“暗殺計劃”、“特務組織”、“青年黨”，以追查為名，想整誰，就整誰，他們施用壓杠子、老虎凳、灌辣椒水、跪三角鐵、過電、倒掛金鐘等一百一十種酷刑，十七人被整死，五十七人被整成殘廢。兵團著名開荒英雄、全國勞動模范汪營長也被他們打殘了一支胳膊。在場中心校，校長、主任、劉金蘭、王醫(yī)生等也受盡折磨，劉金蘭、王醫(yī)生的頭被剪成了陰陽頭，紅衛(wèi)兵逼著他們喝尿、吃蟲，逼著他們不停地在操場上跑圈，脖子還套著火爐蓋，不聽他們的，就用鞭子抽，棍子打。什么法律、良知全拋在九霄云外。那時一些人沒有了人性，完全由瘋狂的獸性所支配，可悲、可惡。當時，吳紀安、陳建章幸虧逃離了農(nóng)場。他們大多住在師部奎屯和烏魯木齊，才免遭劫難。我在十二隊分校上課，場中心校的左派們也沒有找我的麻煩。我算是幸運的。不過，為了向兵團黨委反映農(nóng)場的情況，我擬寫了材料，曾經(jīng)兩次冒著危險，騎自行車奔到奎屯，把材料交給吳紀安他們。那時，我把材料藏在自行車座下的鋼管里，天不亮就從十二隊出發(fā)，先騎車到安集海，然后再從安集海轉(zhuǎn)烏伊公路到奎屯。從十二隊到安集海全是上坡路，騎車很費勁，本來下三場有直接通奎屯的公路，但不敢走。這樣走有一百五六十公里路，那時，很少有人騎自行車去奎屯。我一路又累又渴又餓，走到奎屯已是傍晚，那時的我，也不知為啥有那么大的勇氣和力量。是激情，是一種為正義而戰(zhàn)的革命激情�，F(xiàn)在看來，也是可悲的激情。
二十二、逃亡烏魯木齊
自從農(nóng)場分成兩派觀點后，十二隊的情況也發(fā)生了變化。原有的主要領導幾乎都被靠邊。新調(diào)來一個副指導員當家，指導員姓苗，有三塊金牌，轉(zhuǎn)業(yè)戰(zhàn)士、貧下中農(nóng)、共產(chǎn)黨員，但只有初小文化，還是個二桿子，有的地方叫二百五，但他很左，每天拿著鐵皮喇叭筒（那時連隊還沒有擴音設備）爬到房頂上喊口號：“某某某是好書記”、“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罵少數(shù)派觀點的群眾。他公然操縱多數(shù)派觀點的頭頭在機務房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少數(shù)派群眾，說少數(shù)派是反動組織，把少數(shù)派負責人戴上腳鐐手銬。他們還把十七隊少數(shù)派觀點的負責人弄來吊在房梁上毒打，施以壓杠子、坐老虎凳、頂磚頭、跪三角鐵等法西斯刑罰。每天晚上，機務房都傳出“哎喲哎喲”的慘叫聲。他知道我是少數(shù)派觀點,雖然我從不參與隊上的文化大革命,但對我仍不放心,每天晚上派人到學校站崗，監(jiān)視我。那時，我一人教兩個班，都是一、二年級學生，他們還不會象中心校高年級紅衛(wèi)兵學生那樣斗老師。只是受家庭和社會影響，一些學生欺侮新生員子女。有一次，一些多數(shù)派家長的孩子，把一個新生員的孩子捆起來，邊打邊批斗。我知道后，上前制止了他們，并批評了幾個帶頭的學生。我又集合全體學生宣布，大家都是同學，學校決不允許學生斗學生。那幾個受批評的學生回去告訴了家長后，家長對我很不滿意，找到我，說我包庇新生員子女，欺侮好學生，立場有問題。他們找苗指導員告狀，說我在隊上煽陰風點鬼火，為少數(shù)派打氣，還欺侮貧下中農(nóng)子女。苗說：“這人是該治一治。”不幾天，十一隊分校一個老師來找我玩，苗帶著幾個多數(shù)派頭頭到學校來，說是人家是來搞串聯(lián)的，要趕人家走。我給他解釋他不聽，和他吵起來，他氣得嚷著說要把學校燒了，不讓我在學校上課了，還說什么“臭知識分子，沒有幾個是好東西”，臨走警告我，不要太猖狂了。第二天，一個業(yè)務干部悄悄告訴我，苗指導員和多數(shù)派頭頭準備收拾我，讓我趕快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苗一伙人已經(jīng)喪失了人性，他們決不會輕饒我。他還說他們還準備整崔隊長，說崔隊長是少數(shù)派的后臺，崔隊長也準備跑。下午我找著崔隊長，我倆商量好后，晚上就離開了十二隊。文化大革命后，這個苗指導員患上了神精病，老婆也離他而去。有一年夏天，我到十二隊去看我校在隊上拾棉花的學生，見他戴著爛棉帽，穿著又臟又破的棉襖，腰里還系著一根繩子，臉上滿是污垢，拿著一個缺了口的大碗，目光呆滯，蹲在食堂門口，口里念念有詞�？粗F(xiàn)在的模樣，也怪可憐。這也是報應吧！
1967年9月初，我和崔隊長一塊經(jīng)奎屯逃到烏魯木齊。當時，烏魯木齊兩派斗爭很激烈，武斗氣氛很濃。街上墻上地上到處是大字報、大標語、漫畫傳單，有的廣播里播放著* 語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的廣播里播放著群眾組織的通令、通告。紅衛(wèi)兵戰(zhàn)旗在一些樓頂上飄揚。大街上行人稀少。許多商店、飯店都沒有開門。街上不時走過一隊隊紅衛(wèi)兵，他們臂戴“文攻武衛(wèi)隊”袖章，頭戴安全盔，身著黃軍服，腰扎寬皮帶，別著手榴彈，有的拿著長槍，有的拿著長矛。看樣子象是奔赴戰(zhàn)場。我們到烏魯木齊后，崔隊長去和靖找他兒子，我到南梁去找吳紀安他們。南梁是少數(shù)派的據(jù)點。我在南梁食品廠找到他們。他們住在一個大房子里，地下鋪著氈子，睡統(tǒng)鋪，房子里住著一、二百人，大都是從農(nóng)場逃出來的少數(shù)派。吳紀安見我逃出來了，很高興，他們就讓我睡在他們那里。他們還給我領來飯票，在這里吃飯不要錢，我就在這里住下了。白天我們上街去看大字報，收集傳單，有時參加少數(shù)派觀點的大會。晚上不敢出門，要么看傳單，要么大家在一塊聊天。那時晚上經(jīng)常有武斗，常聽到* 聲。聽說烏魯木齊武斗，死了不少人。有的過路行人也被流彈打死。那時，一會兒聽說多數(shù)派要攻新疆大學，一會兒聽說要攻八一農(nóng)學院，弄得人心惶惶。誰會想到文化大革命會發(fā)展成武斗革命。語錄說得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zhì)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奮斗就會有犧牲。”可惜的是，這些為了捍衛(wèi)* 革命路線舍生忘死犧牲的紅衛(wèi)兵都還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他們死得冤，更可悲的是，他們還不知道他們是為一場錯誤的運動賣命。那時新疆兵團發(fā)生了石河子“12.6”武斗流血事件，打響了全國武斗的第一槍。接著新疆又發(fā)生了奎屯火燒農(nóng)校大樓事件，被圍困的紅衛(wèi)兵從樓頂上跳下來，不知死了多少人！死了的人被群眾組織追認為捍衛(wèi)* 路線的烈士，成為了學習的榜樣。文化大革命后，又有誰承認他們是烈士呢？
一天逛街逛到軍區(qū)司令部門口，看見門外圍了許多紅衛(wèi)兵小將，門口站著一些軍人，其中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正在回答紅衛(wèi)兵小將的問題。我擠上前去一聽，才知道，那軍人是自治區(qū)一號人物、區(qū)黨委書記、軍區(qū)司令員，他態(tài)度和藹，滿面笑容，手拿著紅寶書* 語錄，小心翼翼地回答著紅衛(wèi)兵小將的提問，一個紅衛(wèi)兵小將，站在他前面，口氣十分嚴厲地提著問，一些紅衛(wèi)兵不時喊著：“你要老實交代問題，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沒想到，我在烏魯木齊會見到他，新疆至上而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都是因為他分成了兩大派，甚至有的一家人也分成兩派，夫妻、父子、兄弟為觀點分歧，反目為仇，大打出手，甚至家破人亡。他就是新疆文化大革命的焦點。沒想到他這么大的人物，在紅衛(wèi)兵小將面前是那樣的無奈。我是打倒他的觀點，其實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只是從傳單上了解他的問題。今天見到他，我不免對他產(chǎn)生了同情和好感。九月十日，兵團文革通知我們下三場少數(shù)派的代表到兵團司令部，參加兵團司令員召開的座談會。我也參加了座談會，見到了兵團司令員。我們匯報了下三場目前武斗和逼供信，迫害少數(shù)派的情況，司令員表示支持我們下三場的少數(shù)派，要我們回場鬧革命，并給我們作了一些指示。真沒想到，這次逃亡烏魯木齊，會見到自治區(qū)和兵團的一號人物。
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和空前的浩劫。下三場也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中，小小的下三場，發(fā)生了500余起逼供信，6名團級干部被打倒靠邊勞動，營級干部被打倒靠邊勞動的19人，連級37人，動用各種刑具110多種，有538人不同程度地挨過打，57人被打成殘廢，17人致死。因受冤、假、錯案株連的有221人，10年財務虧損共計1526。8萬元。這些數(shù)據(jù)是在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農(nóng)場揭、批、查辦公室落實政策統(tǒng)計的結(jié)果。對人們精神上的巨大傷害，就沒法估量了。
二十三、回鄉(xiāng)
1968年9月，學校復課，我被調(diào)到八隊分校教書。八隊分校學生比較多，六隊北區(qū)的學生也在這里上學。從一年級到五年級，是完全小學，有六個教師，五個女教師，我一個男教師，戲稱“黨代表”。我教五年級語文，還教全校的音樂、體育，我們?nèi)グ岁牱中Ｇ埃岁狀I導職工對學校意見很大，主要是校風差，學校亂，老師管不住學生。這跟文化大革命很有關系。為此，這次教師大調(diào)整，原來的老師只留下一個，我們五個都是新調(diào)來的，開學半個學期，原來的負責老師，分校校長對學校管理感到困難，硬把負責人的擔子，撂到我的肩上，讓我擔任了分校校長工作。
1969年暑假，我被批準回鄉(xiāng)探親。這是我1962年來疆后第一次回家。我先到云南看弟弟，弟弟那時在云南宣威，他在云南省建五處，先是當建筑工人，后提拔干部當秘書，文化大革命中是群眾組織頭頭，現(xiàn)結(jié)合為處革委會副主任。他找的對象，也在他那里玩，她是從開縣家鄉(xiāng)來探親的。兄弟相見，十分激動，竟然說不出一句話來。弟弟長高了，長得個子比我還高。他給我介紹了他的對象，說是準備這次一塊回老家結(jié)婚。這點他事先沒告訴我，所以我也沒有準備。原來他給我來信講，他的女朋友是他們單位的，萬縣人，還給我寄來了女朋友的一張照片，看照片女朋友很漂亮。沒想到他找的對象又變了。我問他：“原來交的女朋友呢？”他說：“女朋友跟他吹了。”后來才知道，由于鎮(zhèn)上來了調(diào)函，組織上給她施加壓力，才被迫和弟弟分手了。這個對象在開縣水果公司上班，是同學介紹的。云南宣威的火腿很有名，當天弟弟帶著我到宣威縣城吃火腿。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弟弟、未婚弟媳，還有和弟弟一塊工作的老同學凌詩發(fā)一塊乘車回四川開縣。到了開縣縣城，弟弟和他的未婚妻留在縣城籌辦結(jié)婚事宜，我拿了一些錢給弟弟，第二天就和老同學回臨江鎮(zhèn)了。家里母親已經(jīng)去世了，只有幺老子和她女兒在家。古鎮(zhèn)依舊，老屋依舊�；氐嚼衔荩氲皆僖惨姴坏絿I心瀝血撫養(yǎng)我們的母親，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幺老子說母親病重后，非常想念我和弟弟，她怕耽誤我們的工作，所以一直沒叫我們回家，直到臨去世前，她不停地喊著我和弟弟的名字。下午，我就到母親墳地上看母親，母親的墳地在幺舅母家后面的山包上，墳包已平，只見一片麥地。表弟說，墳包是隊上學大寨時修地平掉了。我給母親點了香燭，燒了紙，放了鞭炮，磕了頭。此時，母親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浮現(xiàn)在眼前，我仿佛看到母親坐在木機上疲憊不堪地紡著紗，看到母親在黃家灣的冷風里，站在脫籽機旁采著棉花，看到她在明月壩的地里艱難地舉著鋤頭……。我回想起母親生前和我們在一起的那些往事，感懷母親的養(yǎng)育之恩。我感到心里一陣陣刺痛�？嗝哪赣H啊！一輩子受苦受累受氣受壓，當我們弟兄有了點出息時，您又離我們而去。現(xiàn)在連墳也沒有了。我在心里發(fā)誓，一定要給母親修墳墓、立石碑，讓母親在地下安息。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一個遠房親戚邱二姨，她也是媽媽的朋友，她見我，驚訝地對我說：“你什么時候回來的？”我告訴她是昨天，她說：“真神了，昨晚做了一個夢，清清楚楚見你媽給我說，我兒子回來看我了……。” 后來，在1996年，我和弟弟回家，實現(xiàn)了我們的愿望，給母親重修了墳墓，立了石碑。石碑還是我和表姐夫一塊從臨江鎮(zhèn)用架子車拉到墓地上的。每次回家，我們弟兄都要帶著妻子兒女到墳地上燒紙磕頭。
回家以后，一些好心人來家提親，也有一些鎮(zhèn)上的姑娘到家來表達愛意。不過，我都沒答應。一是離開農(nóng)場前，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四川姑娘，雖然我沒見面，但也沒完全拒絕，二是那時我想找一個高中生，談的很少是高中生。那時，幺舅母也很關心我的終身大事。母親去世后，一次，我在新疆給她寫信說，“夏收了，康拜因也下地了。”她不知康拜因是聯(lián)合收割機，以為是我妻子。她來信問我：“康拜因多大了，長得怎么樣，你和康拜因什么時候結(jié)的婚？以后帶回來給我看一看。”朋友們看了信后，笑話我了好長一段時間。后來我寫信告訴她，康拜因是收小麥的機器。她知道我還沒找對象時，接連給我介紹了幾個姑娘，還寄來了姑娘的照片，其中一個還是民兵連長，一個是她們生產(chǎn)隊長的女兒，我都沒有答應，主要是文化都不高。那時我也有二十五、六歲了，也不是沒有考慮過。我也是想在家鄉(xiāng)找一個，以后好調(diào)回四川。其實那時在新疆也有很多朋友給我介紹，也有一些姑娘對我表達愛意，有山東的、河南的、甘肅的、上海的，也有四川的，但大都是初中以下文化，又不是家鄉(xiāng)人，所以我一直未答應。這次回來，幺舅母又催著我解決個人問題，說是弟弟都結(jié)婚了，你還不找。她又給我說了幾個姑娘，其中一個是她們生產(chǎn)隊的，是高中畢業(yè)生，父親是教書的。她一說她父親，我認識，原來在家時經(jīng)常在街上看到她父親。我一聽是高中生，父親又是教書的同行，我決定見一見。那天，我到幺舅母家。剛坐下不久，一個雙辮子姑娘走進來，手里拿一個伍分硬幣，給幺舅母還錢。她還用那雙大眼睛瞟了我?guī)籽�。那姑娘一走出門，幺舅母就問我怎么樣？原來這姑娘就是她給我介紹的高中生。這姑娘氣質(zhì)不錯，看著很順眼，給我的印象不錯，特別又是個高中生，要知道，那時候在家的高中畢業(yè)的姑娘很少。我給幺舅母說：“我沒意見。”那姑娘見了我以后，也一見鐘情，同意了。就這樣，第二天正式見面，訂了婚。這姑娘姓付，以后就成了我的妻子。訂婚后，我到她家去了兩次，她到我家來了兩次，就算戀愛過了。本來她從側(cè)面告訴我，想這次一塊跟我到新疆結(jié)婚去。我那時感到有點突然，在新疆我一點準備也沒有，身上的錢也只剩下一個人的路費，所以決定還是自己先回去，讓她后一步來，就這樣，我還是一個人返回了新疆。沒想到這一決定造成了很大的失誤。
二十四、真假典型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一九七零年前，各省均成立了革委會，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派性運動已基本平息，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軌。王建華出任農(nóng)場宣教科科長。王原是下野地管理處中學年青的教導主任，很有才華。他在教師集訓時就受到過批判。他上任后，開始整頓農(nóng)場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農(nóng)場學校是重災區(qū)。農(nóng)場文化大革命從教師集訓隊開始，農(nóng)場廣大教師一直受打擊遭迫害。學校一直處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渦中心，農(nóng)場的教育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tài)。學校大部分都停課鬧革命。就是上課，也是教學生讀* 語錄，中心校里則是學生斗老師、學生斗學生。那時學校教師不教書，學生不學習，廣大職工很不滿意。王科長首先要求 學校管理正規(guī)化。為了使學校迅速走上正規(guī)，我擬定了學校學年工作計劃，并上報給宣教科。王科長看后，很滿意，他特地寫好按語，翻印到各學校要求各校學習。他和教育干事范圣龍多次到學校來指導教學管理規(guī)范工作，他們親自到教室聽課，對新教師給予具體指導。那時，我們學校學生發(fā)展到四百多人，教師發(fā)展到十一人。學校還調(diào)來了原管理處中學的三名老教師，辦起了初中，我也擔任了初中歷史、政治、地理課教師。學校辦得紅紅火火。為了促進全團教學規(guī)范化，農(nóng)場還在我校召開了教學管理規(guī)范化的現(xiàn)場會。正當全場教學管理逐漸走上了正規(guī)時，全國各地至上而下又掀起了大批判的熱浪。那時，一會兒要貧下中農(nóng)管理學校，一會兒又出來個黃帥日記，批師道尊嚴，一會兒出來個白卷英雄張鐵生，批智育第一；一會兒出來個“馬振撫公社中學事件”，要反擊所謂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回潮。那時候，還要對死了幾千年的孔子當作階級敵人批判，大搞什么開門辦學。剛剛恢復的教學秩序眼看又要大亂。王科長生怕學校教學工作受到干擾，他和老范又到我們學校給老師們說：“我們要注意不要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批判要搞，不搞不行，但必須要把握好。批師道尊嚴，不是說教師不管理學生，批智育第一，不是不要智育，不要教學質(zhì)量。我們一定要維護好正常的教學秩序。”在王科長的幫助下，我們學校一方面搞批判，教學生唱批孔老二的兒歌，寫大字報、寫詩歌，空對空的批判師道尊嚴、智育第一；一方面繼續(xù)抓教學管理正規(guī)化，教育學生分清是非，尊敬老師，為革命好好學習，我們學校那時也成立了貧下中農(nóng)學校管理委員會。雖然成立了，但貧下中農(nóng)代表誰也不愿來。他們說，你們自己管，我們放心。好不容易請了一個貧下中農(nóng)代表的老大娘來給學生做憶苦思甜報告，老大娘是河南人，她邊哭邊訴苦，講她家如何餓飯，如何吃草根樹皮，丈夫被餓死后，她帶著幾個孩子去要飯，被狗咬傷了，講得很有感染力，許多學生也哭了。仔細一聽，她講了半天，講的是五九年困難時期餓飯的事，訴的不是舊社會的苦，叫我們哭笑不得。
王科長和老范到我們學校視察，見我們學校教學秩序井然，教師們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團結(jié)合作。學生們勤奮學習，講文明，講禮貌，生氣勃勃，十分滿意。為了在大批判中穩(wěn)定教學秩序，促進全場教學管理進一步規(guī)范化，又在我校召開了教育工作現(xiàn)場會。會上讓我介紹了開展大批判，抓好教學質(zhì)量的經(jīng)驗。王科長在會上總結(jié)我們學校的經(jīng)驗是：“轟轟烈烈開展批判，扎扎實實抓好教學。”會后，宣教科又組織各學校教師，陸陸續(xù)續(xù)到我校參觀、聽課，就連19團農(nóng)場的一些學校也來參觀。那時，也有對我校不服氣的，他們說我們是批判是假，抓智育是真的假典型。我們還利用課余時間，排演了一臺文藝節(jié)目，到場部和各生產(chǎn)隊去巡回演出，受到廣大職工的好評。我校連續(xù)五年被評為農(nóng)場的先進學校，其中一次還評為農(nóng)七師先進學校，并給本人記了三等功，參加了師先進表彰大會。八隊學生由于當時知識基礎比較扎實，后來到中學后普遍受到中學教師的肯定，后來考上大學的也比其他連隊多。同時，我的管理能力也受到了王科長和老范的賞識。他們在工作中給予我支持和幫助，我和他們也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后來他們在我的人生前進道路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我永遠忘不了他們的恩情，雖然他們都早已回到家鄉(xiāng)，我每年都要給他們?nèi)ル娫挵菽辍?br />二十五、失誤
人一生總有幾次大的失誤。那幾年，我有兩大失誤。第一大失誤是1969年回家訂婚后，沒有把未婚妻一塊帶來。沒想到10月份，兵團突然下來文件，為貫徹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兵團農(nóng)場職工以后接來的家屬一律不再安排工作，組織參加五七集體生產(chǎn)。我一聽這消息就傻了眼。原來農(nóng)場職工家屬一接來就可以當職工，這意味著未婚妻來了后，安排不上工作了。我知道，她愿意來新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yún)⒓庸ぷ�。因為當時在家鄉(xiāng)回鄉(xiāng)知識青年想工作是很難的，現(xiàn)在政策突然變了，她來了后工作不上，這豈不是耽誤了她的前途，我立即寫信給她，告訴她這一不幸消息，并告訴她，為了她的前途，如不愿來了，我也決不勉強她。沒想到她接信后，態(tài)度很堅決，說是既然訂了婚，她決不反悔，來了后就是參加不上工作，跟我吃苦受累，她也心甘情愿。既然她有這樣的態(tài)度，我也無話可說了。1970年春節(jié)后，她一接到我寄去的路費后，就如期來了。“五一”節(jié)我們就簡簡單單的結(jié)了婚。隨后她就走上了“五七”道路，當上了“五七”戰(zhàn)士，參加了生產(chǎn)隊家屬集體生產(chǎn)勞動。那個時代，干部集中參加勞動的叫五七戰(zhàn)士，而兵團家屬參加集體生產(chǎn)的也美其名曰五七戰(zhàn)士。他們開始種瓜種菜，以后又種棉花，積肥、拉沙、挖地、澆水、拾花……什么農(nóng)活都干過。她能吃苦，也很顧家，為了給家里多掙點錢，每天不知疲倦地拼著命干，上班比人家早，下班比人家晚。就是懷著七、八個月的孩子，挺著大肚子，還在地里挑沙子掙工分，她很好強，我不讓她這么干，她不聽，每天仍是早上班、晚下班。我那時學校工作也忙，我倆為此常常吵嘴。想一想，她還不是為這個家嗎？我那時工資才38.92元，特別是有了孩子后，一家人光靠我那點工資是過不好日子的，她是想多掙點工分多掙點錢，那時候當“五七”戰(zhàn)士勞累不說，身份還比職工低一等，我真后悔沒有讓她一塊來農(nóng)場。那時生活是艱苦的，當時做飯靠燒柴，星期天我倆就到沙包里打柴禾。沙包里戈壁灘上長滿了野生的紅柳和琵笆小灌木，是做飯的好柴禾。早上出發(fā)，帶上干糧和水，夏天，沙包里熱得象火烤，打柴禾時渾身淌汗，不停地喝水。下午打好柴禾回家，我挑一挑，她背一捆，一路上步履艱難，感到越挑越沉。小時候在家挑煤炭，結(jié)婚后在新疆挑柴禾，真是與扁擔有緣。到了秋天，棉花包谷收盡。我和潔清又到地里砍棉花桿、包谷桿，往家里搬。家門前柴禾堆得象小山一樣。離開農(nóng)場時，還剩下一大堆柴禾。那時，農(nóng)場主要吃包谷面，白面很少，大米根本沒有，而且肉也買不上。我們每次回家探親，都要挑一挑大米和臘肉回新疆。后來，知道一些職工偷偷到沙灣四道河子公社老鄉(xiāng)那里，用面粉換大米、買肉。我找著他們，星期天也跟著他們，騎著自行車帶著面粉去換大米，買肉。每次去也是提心吊膽，怕被公社干部抓住。好在我每次去都平安而歸。從此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幾乎每個星期都可以吃一次大米飯了。
第二次失誤是一次痛心的失誤。那是我作為父親的失職。我們的兒子不幸夭折了。我們七一年有了大女兒，妻子回老家生了后就放在娘家了。七二年生下老二，是個兒子，長得很可愛，在隊上人見人愛，見了后都要抱一抱。快滿一歲時，在隊上托兒所，阿姨給他喂了一塊生豆腐，下班后接回家就拉肚子，抱到隊上衛(wèi)生室看，衛(wèi)生員小金說是消化不良，拿了一些藥吃，第二天還是拉，小金又給了一些藥吃，但還是不好。我那時是工作狂，白天在學校忙工作，晚上又到學校給老師開會。對小孩的病也沒怎么管，只想著家里有愛人看著，隊上有衛(wèi)生員治病，小孩拉肚子是常事，出不了大事。沒想到衛(wèi)生員是個不學無術的人，而且沒有責任心，她只管拿藥，也不給小孩做檢查，連體溫也沒量一下。實際上，小孩吃了藥后，越拉越厲害，已拉脫水了，而且又患上了肺炎。第三天，我們發(fā)現(xiàn)小孩又發(fā)高燒，鼻翼直動，才慌了。我騎上車子，帶著小孩和愛人趕到管理處醫(yī)院，醫(yī)院兩個小兒科醫(yī)生檢查后，就責怪我們說：“小孩病得這樣厲害，你們當父母的咋不早點送來！”于是醫(yī)生立即打吊針搶救。醫(yī)生說：“小孩的病很不好治，治肺炎加重脫水，治脫水又要加重肺炎。你們隊上的衛(wèi)生員也太不負責任了。”搶救到中午時，小孩精神好轉(zhuǎn)，還對著我們笑，能吃點東西了，懸在心上的石頭落了下來�？墒菦]想到下午五、六點鐘時，小孩病情突然惡化了，醫(yī)生搶救也沒搶救過來，竟然死了。愛人哭得死去活來，我也哭了，心里象刀割一樣疼，我恨衛(wèi)生員，更恨我自己，我后悔沒有早點把孩子送到醫(yī)院來，自己斷送了兒子的生命。
1976年寒假，我們帶著小女兒金鳳回故鄉(xiāng)一趟。這次主要是接大女兒春華回新疆。1971年妻子在她家生下大女兒后，就把她放在家里了。一晃，她在外公外婆家長到了五歲。我是第一次見她，人家說她長得象我，很可愛，她一見我，就對我很親熱，一下?lián)涞轿覒牙铮冶е�，她直喊我爸爸。妻子的爸爸媽媽說：“到底還是血緣關系呀！”我說要帶她回新疆去，她高興得直說：“好，好！”她是外公外婆的心肝寶貝。五歲了，外公外婆還經(jīng)常背在背上玩。我們帶著大女兒走時，外公外婆難分難舍，含著眼淚一直把我們送到了車上。
在回疆的路上，我們在吐魯番七泉湖下了火車。去拜訪我的老同學魏育發(fā)，他小名叫八黑，他比我大，我叫他八哥，他是我小時候最好的朋友，經(jīng)常在他家門口一塊玩。他家住在正街上，家里賣小百貨。三年困難時期，他們家也下放到農(nóng)村，父母親都餓死了。大哥因?qū)Υ鬅掍撹F不滿，被打成* 勞改了。他和妹妹在學校住校，弟弟被送到了農(nóng)村孤兒院。學校停辦后，1961年他就跟著別人先到了新疆。1969年我回老家時，我去看過他，那時，他還沒結(jié)婚，還在煤井上開升降機。聽他說，剛來時還下礦井挖過煤。我1969年回家時，他還送給我一件綢子襯衣。經(jīng)過奮斗，他當上了化工廠的化驗員。我們到他家里，他家還是一個地窩子。他和他的愛人對我們很熱情。他的愛人姓鄺，我們叫她鄺姐，也是四川人。他們戀愛時，八哥帶著我到吐峪溝一個農(nóng)場見過她。那個農(nóng)場是戈壁深處的一片綠洲。鄺姐是個賢妻良母，也是他家的頂梁柱。他們生有一兒一女，雖然身居地窩子里，但一家生活得很幸福。聽說我們要去，給我們準備了很多好吃的東西，還給我的孩子買了衣服。他們熱情得象一團火，使我們感受到親人的溫暖。我和八哥是他鄉(xiāng)遇故知，聚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憶童年，看現(xiàn)在，想將來，我們的命運同病相憐，都是背井離鄉(xiāng)，到這么遙遠的邊疆求生活。妻子和鄺姐雖然是初次見面，但一見如故，親熱得就象親姐妹一樣，她們在一塊拉家常，做家鄉(xiāng)的小吃炸湯圓。我們在七泉湖住了幾天后，難舍難分地離開了八哥一家，從此以后，我們每次回老家回來都要在七泉湖下車，和八哥一家團聚。后來八哥經(jīng)過不懈奮斗，刻苦鉆研，終于取得成功，改變了自已的命運，當上了工程師。在全國化工雜志上還發(fā)表了好幾篇學術論文，升為技術開發(fā)科科長。他們的孩子都上了大學。大學畢業(yè)后，女兒在四川大學工作，兒子下海經(jīng)商當了老板。不幸的是后來他們廠倒閉了，他們提前退休到成都兒子那里養(yǎng)老。八哥的妹妹是我的同班同學，在成都四川青年雜志社當編輯，她的丈夫是四川水利廳的領導。我的小女兒大學畢業(yè)后，還是在他們的幫助下，在四川安排了工作。我們從心里感激他們。
二十六、啃硬骨頭
哲人說：“有困難是壞事也是好事，困難會逼著人想辦法，困難環(huán)境能鍛煉出人才來。”
1977年9月，在教育科王科長的幫助下，我調(diào)到了農(nóng)場中學，即原來的管理處中學，擔任中學語文教師。調(diào)去以后任初三語文課老師，并任初三（5）班的班主任。該班一部分學生是我們學校的初二學生，一部分是初三畢業(yè)成績太差，未考上高中的學生。從整體上看，與其他四個班相比，基礎最差，調(diào)皮學生最多。接班以后，我從嚴治班，和學生建立了和諧的師生感情，對學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千方百計調(diào)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一年后升學考試，我班的語文成績居全年級第一，其他各科成績也大都居全年級前茅。原來一些教師看不起我這個從生產(chǎn)隊學校來的教師，現(xiàn)在也逐步改變了看法。那時，教中學沒有參考書，資料也很少，備課全靠自己分析教材。由于我長期以來酷愛文學，讀了不少書，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定的閱讀能力和語感能力，所以備課分析教材不象有些教師那樣費勁。他們拿不準的問題，特別是分段，歸納主題思想，寫作特點，總是征求我的意見，這樣我很快在中學站住了腳。
1978年秋季，學校根據(jù)學習成績和品德表現(xiàn)，把各年級學生分成快、中、慢三種類型，實行分類教學、分類管理�？彀嗉腥昙壍暮脤W生，慢班集中全年級學習差、品德差的雙差生，中班則是比較好的學生。這種分類教學有一定的好處，但后來實踐證明，很難推行下去，主要是慢班破壞性極大。當時，初二年級分了一個快班，三個中班，一個慢班。慢班就是差班，叫慢班對學生刺激小一點。教師們都知道教好班省力還出成績，教慢班，費力還不出成績。教師誰都不愿任慢班的課，更不愿當慢班的班主任。開學前，教導主任找了不少教師談話，但沒有人愿承擔慢班的班主任，后來找著我，要我擔任初二慢班的課，并當班主任，他先給我戴了不少高帽子，說我當過分校的領導，上一屆帶的班成績突出，管理學生也有方法。一定要我啃這一快硬骨頭。我看到學校領導也很為難，就這樣，我接受了初二年級的慢班。這個班的學生初一期末考試成績各科平均成績不到30分，數(shù)學、英語平均成績不到10分。絕大多數(shù)學生都厭學，論品行，幾乎一半的學生受過處分。開學第一天第一節(jié)課，我走進教室，一開門，一把掃帚掉下來砸在我頭上。學生們哈哈大笑，他們大都坐在課桌上，黑板上寫著幾個歪歪扭扭的大字：“我們不怕你”。我笑了笑說：“是學生的請坐下來。”學生們坐下后，我說：“你們不怕我，好，我不要你們怕我。我怕你們，怕你們犯錯誤。”上課時，學生活躍得多數(shù)教師上不下去課，一個年輕的女老師，上外語課經(jīng)常被氣得哭鼻子。那時幾乎每天都有打架、斗毆、頂撞老師、破壞公物的事發(fā)生……接班以后，我首先摸清每個學生的情況，主要是學生過去的優(yōu)點和缺點、家庭現(xiàn)狀，采取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辦法，對每個學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我每天和學生在一起，和學生交朋友，取得他們的信任，我努力提高學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發(fā)現(xiàn)每個學生的閃光點，以鼓勵表揚為主，發(fā)揮他們每個人的長處……一學期以后，班級紀律逐漸走上了正規(guī)，多數(shù)學生有了進步的要求。一個班上最調(diào)皮的學生在外面打架斗毆，打傷了別人，被派出所關了起來，實際上他在派出所是三進宮了。我知道后，到派出所去為他擔保，交了罰款，把他帶回學校。學校要開除他，我又極力為他說情，讓他留校查看，向領導保證轉(zhuǎn)變好他。我又領著他到醫(yī)院看望被打傷的人，向人家認錯，賠禮道歉，并代他交了醫(yī)療費。他家里只有一個老母親，他母親四十多歲才生下他，家里從小嬌慣他，使他養(yǎng)成了任性、橫蠻、固執(zhí)等不良習慣。但他很孝順母親，我經(jīng)常到他家里看望他母親，爭取他母親與學校的教育密切配合。他家里生活有困難，我想辦法幫助他，這個學生的心最終被我打動。他逐漸認識了錯誤，改掉了無視課堂紀律的毛病。我見他愛體育，讓他當了體育委員，他逐漸有了上進心。他不但慢慢管住了自己，而且也能管別人。他是班上調(diào)皮學生中的一個頭頭，轉(zhuǎn)變了他一個，也帶動了其他學生。班上慢慢平靜下來。后來這個學生在初三時還入了團，畢業(yè)后，參加了解放軍，在部隊上當了軍官，還經(jīng)常給我寫信。這個班我一直帶到初三畢業(yè)。學生與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班級也形成了良好的班風，學校每周衛(wèi)生、紀律、做操、檢查評比總是名列前茅，周周都獲得了流動紅旗。我們班學習不如快班、中班，但體育好，能跑能跳，而且人人熱愛班集體，心很齊，在1979年秋季學校運動會上，取得了全�？偡值谝幻�。1980年，初三畢業(yè)中考時，成績超過了一個中班的成績。當時一些領導和老師都說我在一中創(chuàng)造了奇跡。為此，連續(xù)兩年都被學校評為優(yōu)秀班主任和先進教師。
送走一個差班后，1980年秋季，新的學期又讓我啃一塊硬骨頭。學校領導要我擔任初三（6）班的班主任。這個班是全校知名的亂班。初二年級組建時，也是從六個班里挑出來的雙差生。原來的班主任老師是一個敢打敢罵學生的厲害老師。開始，學生都怕他，穩(wěn)定了一個學期。第二學期不行了，學生摸透了他的性格，就不大怕他了，班級越來越亂，最后各科教師都沒法上課了。期末考試一完，班上的桌子、凳子、門窗幾乎全部砸壞，最后還放了一把火，燒壞了許多桌椅板凳。連講臺也拉上了屎。這是班上學生對學校和老師的報復行動。這樣的班誰也不愿接，誰也不敢接。學校領導只好又找著我，跟我說好話，并說，對我的要求只要把班穩(wěn)住，不出大事就是對學校的貢獻了。接班以后我又采取了各種措施想盡了各種辦法，努力轉(zhuǎn)化差生……半個學期后，班級由亂到治逐漸穩(wěn)定下來，課堂有了好的紀律，他們有了自尊心、自信心、上進心，學期末班上有50%的學生寫了入團申請書。在一中帶差班進一步鍛煉了我的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也為我以后管理學校打下了基礎。
1981年春季，主管小學部的副校長把我要到小學部當教導主任。副校長原來在場里搞宣傳工作，未搞過教育工作。他按照行政命令那一套管理學校，又不抓教學。一些老師與他對立情緒很大，經(jīng)常跟他對著干，弄得他工作很被動。我去以后，一方面注意對教師的感情投入，注意工作方法；一方面規(guī)范教學管理，當時小學部教學管理很不規(guī)范，沒有建立起教學檢查制度，備課上課各自為陣。同時，努力做工作協(xié)調(diào)教師與副校長的關系，消除了教師與他的對立情緒。到期中，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教師與副校長的矛盾趨于緩和，教學管理也逐漸走向正規(guī)。同時，我在教師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
回中學部后，領導讓我負責學生會工作和住校學生的管理，并兼初一（1）班的班主任和政治課。當時，中學部學生會工作無人負責，處于癱瘓狀態(tài)。初一（1）班情況也不大好，上學期就換了四個班主任。是初一年級最亂的班級。開學后，我著手建立了學生會組織機構，完善了學生會干部，制訂了學生會工作計劃，領導學生會開展各種活動，參與學校管理，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學生會干部每天檢查各班衛(wèi)生、紀律、做操、出勤等，開展流動紅旗評比活動，促進了學校的校風建設。學生會還組織了歌詠比賽，詩歌朗誦會、文藝匯演等文娛活動，開展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競賽。學生會組織開展的文體活動，使學校有了生氣。學生宿舍原來是臟亂差，學生在宿舍抽煙、打架、以大欺小、以強欺弱的事經(jīng)常發(fā)生。住校學生管理成了領導頭疼的問題。我通過學生會生活部，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的宿舍，建立了學生住校的一系列規(guī)章制度，開展文明宿舍評比活動，學生宿舍逐步改變了贓亂差的狀態(tài)，受到學校領導好評。初一（1）班也由亂到治，班風好轉(zhuǎn)。我的工作也受到領導和老師們的肯定。當年，又被評為農(nóng)場先進教師。
二十七、教師的教師
“學即教，教即學，互相資矣。”
1982年春，團教育科（我們下三場已于1969年改為134團農(nóng)場，1975年由農(nóng)七師劃歸農(nóng)八師）建立了教師培訓部，抽調(diào)我到培訓部擔任教師。開始，負責培養(yǎng)一批新招收的五十多名新教師。由于當時農(nóng)場教育的發(fā)展，缺教師很多。農(nóng)場通過考試錄用了一批具有高中學歷的青年職工，補充教師隊伍。新教師培訓，我上語文課，汪老師上數(shù)學課。汪老師原是處中學數(shù)學教師，曾在我們十一連學校教帽子初中班的數(shù)學課，也是四川人，人很不錯，愛嘮叨，外號汪啰嗦，我們倆是朋友，相處很不錯，后來他調(diào)回四川簡陽了。我們主要教給他們教學方法，如何備課，寫教案，如何上課，如何管理學生，如何當班主任等等。我們還給他們備示范教案上示范課。培訓了一學期后，把他們分到了一些中學和小學擔任教師，后來，這批教師大多成了各中學和小學的骨干教師。接著團里又抽調(diào)二十多位在職教師辦了一個師訓班，離職培訓。還是我教語文，用的是中師語文教材，同時教語文教學法。汪老師教數(shù)學和數(shù)學教學法。學員有年輕的，也有四五十的中年教師。他們文化基礎也參差不齊，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還有小學生。我們根據(jù)學員實際情況，采取上課與分類指導相結(jié)合。培訓了一年結(jié)業(yè)，回校大都擔任了骨干教師。隨后，團里又安排我們對全團的小學教師進行在職培訓。每個星期六，全體小學教師集中在團中學小學部，由我和汪老師分別上教材教法輔導課。平時，到各校聽課，檢查和指導教師的課堂教學。當時，團里很重視教師培訓。由于農(nóng)場教育的發(fā)展，抽調(diào)了不少職工到學校當教師，而這些抽調(diào)上來的職工，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雖然是初中生、高中生，但在學校都沒學到什么東西，還有一些教師是文化大革命中，為了摻沙子調(diào)進學校當老師的轉(zhuǎn)業(yè)戰(zhàn)士及家屬，很多小學都沒有畢業(yè)，只會念* 語錄，根本不能勝任教師，而且那時教學沒有什么參考書、參考資料，不象現(xiàn)在還有備課教案。我們在聽課中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教師讀錯別字，如把奢侈浪費讀成者多浪費，恬不知恥讀成刮不知恥，停滯不前讀成停帶不前，心不在焉讀成心不在馬，把臀部說成殿部。講課中經(jīng)常講出笑話，如一個教師講八路軍小米加步槍，說八路軍背著小米拿著步槍去打敵人……。如果不培訓他們，就會誤人子弟。其實，那些教師，也渴望學習，也想提高自己，做一個合格的老師。由于當時沒有教師培訓學校，而且教師都在崗位上擔任重任，所以這樣培訓教師，很受教師歡迎。在此期間，農(nóng)場一些教師參加了新疆函授中師班的學習，場里讓我擔任語文學科的輔導教師。后來參加輔導的教師都順利通過了語文學科的結(jié)業(yè)考試。當時一些沒有上過大學的中學教師和機關一些青年干部還報名參加了新疆廣播師范大學學習，我當時獲得了廣播師大的畢業(yè)證書，上面又讓我擔任了中文專業(yè)班的輔導教師，每個星期天給他們上輔導課。過去是給學生上課，現(xiàn)在是給教師上課，是教師的教師。要做先生，必先做學生。雖然我對自己有充足的自信心，但是我也絲毫不敢懈怠。給學員一碗水，自己必須要有一桶水。為了做好教師的教師，我更加刻苦地學習，不斷充實自己，一邊學一邊教，邊學邊賣。我系統(tǒng)地學習了教育學和語文教學法有關方面的書籍。我從事教學工作，也是半路出家，過去我沒學過，現(xiàn)在只有從頭補起來。我還訂了不少教學雜志，學習新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經(jīng)驗，在給學員講課時，結(jié)合教學實際講解。特別是堅持練鋼筆字和粉筆字。自我到中學后，深感自己的字不如一些語文教師，以后我就重視練字了�，F(xiàn)在面對的學生是教師，寫好鋼筆字和粉筆字則更重要了。在此期間，得到新疆廣播師范大學舉行第一屆畢業(yè)考試的通知，允許具有同等學歷的教師報名參加畢業(yè)考試。新疆廣播師范大學在文化大革命前招收過在職中學教師參加學習。我那時還在教小學，沒有資格報名學習�？吹綇V播師范大學畢業(yè)考試的通知，我想，也不知大學要學哪些課程。這次如參加廣播師范大學的畢業(yè)考試，不就知道大學學什么、考什么了嗎？于是我第一個報了名，也是全團唯一的一個報名考試者。當時我想，這次考試有可能各科都考不及格，但我決心以后一定要通過畢業(yè)考試。這輩子一定要爭這口氣。在中學教書時，學校領導很重學歷，不要說大學學歷，就是中師學歷的，也要高看一籌。而我們這些沒有學歷的是沒有資格教快班的。一次我想教快班的語文課，找校長談。校長反問一句：“你有大學和中師學歷嗎？”問得我啞口無言。雖然我自認為不比教快班的師范生差。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現(xiàn)在擔任培訓工作，更增強了這一決心。
報名后，我根據(jù)漢語言文學�？频目荚噷W科，找了一些相關書籍翻了翻。那時，這種自學考試在新疆乃至全國還是第一次，根本沒有專用教材，就是相關書籍也很難找。不象現(xiàn)在自考都有專用教材，自考大綱，輔導材料，還有人上輔導課。報名半月左右，我到石河子參加幾天考試。沒想到考試題很多都是我過去自學過的，什么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文學史、文學理論等等，并不覺得有多難。更出乎意料的是，考試成績下來，我考的八門學科都已及格，隨后《新疆教育》雜志公布的廣播師范大學畢業(yè)榜上，公布了我的名字。領導和一些教師知道后，也對我刮目相看，說我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后來從《新疆教育》刊載的總結(jié)材料得知，這次畢業(yè)考試畢業(yè)率還是很低的，全疆參考人員的畢業(yè)率才只有14%。我能獲得畢業(yè)，也是幸運的。這是我過去愛好文學的結(jié)果。正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后來，國家教育部在全國建立了自學考試制度，并開設了本科考試，1991年我又報名參加了漢語言本科自學考試。那時，我已在我們134團一中擔任校長，工作很忙，大多在考試前一個月，利用晚上時間自學。好在那時，有統(tǒng)一的考試大綱和教材了。我連續(xù)考了四年，考了十四門課程，1994年9月，我順利通過了全部課程和畢業(yè)答辯，獲得了新疆大學漢語言文學本科畢業(yè)證書，那時，我已是51歲的人了。不管怎樣，雖然年青時沒有機會進大學門，但總算憑自己的努力，達到了大學本科的水平了。
1982年底，喜事臨門，農(nóng)場為我的妻子解決了工作問題。妻子告別了五七道路，成為農(nóng)場正式職工。農(nóng)場解決妻子的工作問題，主要是當時組織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解決知識分子困難，我取得了大專文憑，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石河子市一個中學要調(diào)我去當教導主任，校長拿著調(diào)令親自來農(nóng)場找領導放人，團里不讓我走，要留我，所以解決了我妻子的工作問題。后來妻子又在老范的幫助下調(diào)到中心小學當圖書管理員。她不但工作上很認真負責，而且肯學習，她報名參加了函授中師的學習，記得那時她邊做飯還在邊學習，真是做到了工作、學習、家務三不誤，而且順利通過了各科結(jié)業(yè)考試，獲得了中師畢業(yè)證書。以后又評定了圖書管理專業(yè)職稱。一直管理圖書到退休，也算是先苦后甜吧！
1984年3月，團里安排我到奎屯兵團教育學院，參加兵團中學語文教材教法輔導員培訓班學習。當時，國家教育部為了提高教師素質(zhì)，在中小學開展了教材教學法的學習和過關活動。我們在兵團教育學院學習了一學期，結(jié)業(yè)后，農(nóng)八師石河子教育局又安排我和其他三位學員在石河子舉辦中學語文教材教法輔導員培訓班，培訓農(nóng)八師石河子市各中學的輔導教師。學員有一百多人，上大課。我負責現(xiàn)代散文和小說部分。我沒想到自己還能到石河子市給全市的中學語文骨干教師上課。為了上好每一堂課，我一遍又一遍地精心備課，生怕有一點失誤，好在上了兩個月的課后，學員們反映還不錯。后來95%以上的學員都通過了中學語文教材教法的過關考試。結(jié)業(yè)時，教育局領導對我們幾個輔導教師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1984年6月，團教育中心李主任安排團小學部黨支部考察了我的入黨申請材料，小學黨支部考察后，召開了支部大會，順利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成為了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我寫第一份申請書還是在1965年，那時在十二隊分校教書，擔任十二隊團支部書記。黨支部已決定發(fā)展我，讓我填了入黨志愿書，就因為老家寄來的黑調(diào)函，才泡湯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寫了幾次申請，請求組織考察我。粉碎四人幫后，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逐漸肅清了極左路線的影響，在政治上人人平等，自流人員、出身不好的再也不受歧視。各級組織特別重視知識分子的入黨問題，發(fā)展了一批批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參加黨組織。如果不是黨的政策回到了正確路線上來，恐怕我這一輩子永遠不會成為黨的人。
二十八、中心小學第一任校長
1984年8月下旬，我們舉辦的培訓班準備舉行結(jié)業(yè)考試，這時候，團教育科給市教育局來電話，要我回農(nóng)場一趟，說是團里已任命我到團中心小學當校長。我一聽，是又喜又憂。喜的是，團里對我的器重，憂的是調(diào)石河子市又成了問題。本來，學習班里有幾個石河子市的教師，推薦我到他們所在學校當教師，當時石河子市一些中學缺語文教師，準備學習班結(jié)束后去見面。那時，農(nóng)場的教師大都想調(diào)到石河子市。城市學校到底條件好多了，而且也便于自己的發(fā)展。近幾年，我也有幾次調(diào)到石河子市的機會，但都被團里卡住了。這次又是一個好機會，沒想到又任命我當校長。培訓班一結(jié)束，我就回團里找團里主管教育的政治處主任，表示不愿當校長想到石河子市當老師，請求領導放我走。主任態(tài)度很堅決，要我無條件服從組織的決定。并說我：“組織剛發(fā)展你入黨，怎么能違犯組織決定。”還說：“你的家屬也安排了工作，組織這么照顧你，你好意思走嗎？”我想想也是，只好個人利益服從組織了。這時候，教育科改為教育中心，教育中心主任由原教育干事李旦奎擔任。李年輕有為，為人正直，工作特別認真，他雄心勃勃，決心改變我團教育死氣沉沉的狀態(tài)，為此，他一上任，就對各校領導班子做了調(diào)整，我到中心小學肯定也是他提出的。后來，他一直主持正義，支持我的工作。
1984年8月底到團中心小學上任，我已四十一歲。原學校是團一中的小學部，只設副校長。我曾在小學當過一學期教導主任。團這次把小學從中學分出來獨立成立團中心小學，并統(tǒng)一領導各連隊小學。我是中心小學第一任校長。原副校長調(diào)回中學擔任工會主席。當時中心小學有二十多個班，一千多學生。由于學校領導班子不團結(jié)，校長與教師的對立情緒大，領導班子軟，學校管理無章法，教師隊伍人心散，事業(yè)心差，紀律渙散。我上任后，針對學校情況，吸取原校長的教訓，努力團結(jié)好原領導一班人，事事以身作則嚴以律己，充分發(fā)揚民主，耐心聽取教師們的意見和建議，很快取得了廣大教師的信任，特別是取得支部書記和教導主任的支持，支部書記姓姜，是五二年參軍進疆的山東女同志，為人忠厚，對人熱情，我很尊重她，她也全力幫助我。我陸續(xù)制定了一系列規(guī)章，在新建立的教代會上討論通過后，逐步實施制度管理。隨后建立了崗位責任制，制定了各類人員的崗位職責，增強了教職員工的紀律性和責任感。為了提高教師的業(yè)務素質(zhì)，一方面帶著教師走出去到其它團場小學聽課，到石河子、烏魯木齊一些小學聽課，還組織老師觀看特級教師的上課錄像，另一方面圍繞著課堂教學，我檢查了每個教師的備課教案，聽了每個教師的課，并誠懇地評價每個教師的課，肯定優(yōu)點，指出缺點。記得那時，很多教師開始怕我聽課，有的老師見我坐在教室后面聽課，嚇得寫字手都發(fā)抖，甚至把課題也寫錯了。后來見我評課很誠懇，又實事求是，不是找他們岔子的，對他們上好課確實有幫助，以后也慢慢消除了恐懼感。后來一些教師還主動邀請我去聽課。我們每個學期都要開展優(yōu)質(zhì)課大講賽，人人上臺講課，人人參與評課。后來，我們一些教師參加團場和地區(qū)的優(yōu)質(zhì)課競賽都取得了好成績。一些老師因故調(diào)到其他學校試講時，都受到好評。他們對我說，多虧學校那時逼我們把課講出水平了。那時，學校校風良好，教學質(zhì)量逐年提高。受到團領導和廣大職工的好評。學校在外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除了本團其他學校來參觀聽課，奎屯、昌吉、石河子一些學校也來考察參觀。學校連續(xù)四年評為團場先進學校，一次評為農(nóng)八師先進學校，一次評為兵團先進學校。本人也兩次評為農(nóng)八師優(yōu)秀教育工作者，一次評為全國農(nóng)墾系統(tǒng)優(yōu)秀教育工作者。
正當學校蒸蒸日上時，教導處李主任退休了。他原是管理處中學的教師，為人正直、工作認真、一絲不茍，對學校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后經(jīng)好友陳建章的推薦，將中學一個語文教師調(diào)到學校接替了教導主任。這人調(diào)來不久就在學校搞小動作，他迎合討好一部分教師，挑撥領導和教師的關系，他當面是人，肉麻地吹捧你，背后是鬼，在教師中說我的壞話。他借反對總務主任在主持建家屬房的謀私問題攻擊我，并到團長那里告我，說我包庇總務主任，看不起團長，還罵了團長。團長也不調(diào)查，一氣之下竟嚷著要撤掉我。好在當時，教育中心主任、團政委和紀委書記都了解我，知道學校情況，也知道他在學校的所作所為，都不同意撤掉我。我聽說后，也很氣憤，就主動去找團長征求他的意見，團長說：“你為啥要罵我？”我說：“你聽誰說我罵了你？”團長說：“我不告訴你，”我說：“那好，我告訴你，我從來不會罵人，更不會罵你團長，你一直支持學校工作，我憑啥罵你呢？誰說我罵的，讓他出來當面對質(zhì)，我要罵了，甘愿受任何處分。你不能聽一面之詞就要處理我吧！”團長沒有話說了。我就總務主任問題，作了說明，并向他匯報了一些學校工作，才總算平息了這場風波。事后，好友陳建章也很后悔，多次向我道歉，悔不該給我推薦這樣的小人給我當主任。陳當時在教育中心當干事，因未滿足他的個人利益，也和他鬧翻了。正是“小人得志便猖狂……”。
1985年暑假，團教育中心組織先進教師代表到北京、秦皇島等地考察學習，我被教育中心選定，和其他四名教師代表一塊先到北京，參觀游覽了故宮、長城、十三陵、北海公園，在天安門前留了影，還到* 紀念館瞻仰了* 遺體。特別驚喜的是，游頤和園時，與在昆明工作的弟弟不期而遇。他來北京出差，陪朋友一塊來游頤和園。在長廊他首先看到了我，但不敢認，他一直跟著我走到大門口，才叫了一聲：“大哥。”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在北京巧遇，這真是奇跡。隨后到秦皇島參加第二屆“最優(yōu)教學方式研究和實驗”報告會。會上聽取了湖北大學黎教授和一些教育專家的報告，很受啟發(fā)。他們說，“新時代的校長，應該是研究型、專家型的校長”，我也決定朝這方面努力。從此以后，我結(jié)合著學校管理改革，學習和研究了大量教育評估方面的理論，和一些學校進行教育評估的實踐經(jīng)驗，制定了我們學校教師的評估方案，對教師工作進行評估實驗，評估每個教師每學期的德、能、勤、績，分出優(yōu)差，獎勵先進。進一步調(diào)動了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初步顯示了教育科研的效果。1987年寒假，在團范副政委和教育中心李主任的支持下，我到武漢市參加了全國學校管理研討會。范副政委就是原來教育科的范干事，他現(xiàn)在主管教育工作。我在研討大會上宣讀了論文《淺談教師的考核評價》，該論文獲大會優(yōu)秀論文二等獎。這一年，教育系統(tǒng)第一次給教師評職稱，我被評為小學高級教師。
在中心小學當校長時，還有一件難忘的事。學校一個女職工患了癌癥，在病危時，躺在床上，讓她的丈夫來叫我，非要見我一面。我去后，她拉著我的手說：“校長，你、你是好人呀！我過去對不起你，你要原諒我……，”第二天，她就去世了。這個女職工叫小王，才三十多歲，我到學校去之前，她和她的丈夫，一個上海青年，給學校養(yǎng)長毛兔子，后來兔子大都養(yǎng)死了。我到學校后，安排她在學校承包土地種地。文化大革命時，她在六隊當職工跳得很高，還打過人，是一個惹不起的女人。過去也曾為一些承包問題和我吵鬧過，但我對她從不計較恩怨，該怎么辦就怎么辦，為了保證他們承包職工的收入，我把學校最好的地給她們種，她有困難，該幫助她就幫助她，她到石河子住院，我派人去慰問她，最后終于使她理解了我。
二十九、不受歡迎的中學校長
哲人說：“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后……”
1988年2月，團里決定調(diào)我到一中任代校長。一中是團里最大的一所中學。原來是下野地管理處中學，1969年管理處撤掉后，處中學變?yōu)?34團一中。如前所述，1977年—1982年我曾在中學當教師。這所中學有三十四個班，1600多個學生，其中高中每個年級有6個班。教職工160多人。由于學校領導更換頻繁，近五年換了七任校長，教職員工思想紊亂，學校管理不嚴，教學秩序混亂，團場家長對學校意見很大。原來是校長兼書記，校長和我是好朋友，他在一中工作很不順，感到阻力很大，主要是副校長和教導主任拉攏一部分教師和他作對，工作無法開展，甚至在幾次教師例會上，也鬧得校長下不了臺。他曾勸我到一中，他把書記讓出來給我當，配合他一塊治理學校，他到團里也提了建議。這次沒想到團里要我去當校長，讓他當書記。春節(jié)前夕，范副政委、李主任、還有教育干事陳建章帶著我到一中和一中領導班子見面，范副政委宣布了團黨委的決定，講到一中存在問題時，教導主任就跳了起來，嚷著：“我們不接受團里的決定，我們不要他來當一中的校長……”接著副校長也嚷起來：“他有什么資格來當校長，我們不歡迎。”沒有想到的是原校長，我的好朋友也跟著他們鬧起來。李主任、陳建章起來制止他們，他們又和李、陳吵起來。他們揚言：“看你姓金的能在一中呆幾天。”見面會就這樣不歡而散。中午，想想這樣太沒有意思。他們這個態(tài)度，我去了也沒法工作，于是我去找范副政委、團長、李主任，要求他們?nèi)∠@一決定，我還回中心小學。他們都不同意。他們說，越是這樣，越不能退卻，你是共產(chǎn)黨員，組織相信你，才讓你去擔這個擔子，你要不去，我們怎么給黨委交代，何況中心小學也任命了校長。你沒有退路。陳建章也給我打氣，說：“不怕，你去了看他們能把你怎么樣。”沒有辦法，下午，我只好硬著頭皮參加一中的教職工大會。團政治處主任在大會上宣布了團黨委對我的任命決定，同時還說，校長沒有任免學校中層以上干部的權力。他擔心我調(diào)整中學領導班子。他和副校長、教導主任的關系特好，他的小孩就由副校長的愛人照管。他這樣一宣布，會上一些教師也跟著起哄。事后有知情人告訴我，他們?yōu)槭裁匆獦O力阻止我到一中，原來他們早就預謀并活動，要逼原校長讓出位置只任書記，由副校長當校長，教導主任升任副校長。他們已多次到團里反映原校長管理不行的種種問題。而原校長只想讓我去當書記，他當校長。團政委的決定，完全破碎了他們權利分配的計劃。所以他們才跳出來，撕破臉皮阻止我到一中當校長。范副政委、李主任對我說，只要你到一中站住了腳，就是勝利。為了在一中站住腳，我利用春節(jié)拜年之機，約陳建章一塊到一中一家一家的去給教師拜年，征求他們對學校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沒想到大多數(shù)教師表示歡迎我到一中當校長，一些教師擔心我難于開展工作，也有一些教師擔心我象管小學那樣治他們，因為教導主任在老師里造謠煽動，說我在小學整得老師們，一天到晚緊張得屙屎尿尿都沒有時間……。為了緩和矛盾，便于今后開展工作，我還硬著頭皮到原校長、副校長、教導主任幾家去拜年，找他們談心。到原校長家，他說：“我是不會支持你的，我能做到不跟他們在一塊反對你，就算對得起朋友了。”到副校長家，他對我冷冰冰，沒有話說。到教導主任家，他不讓我進屋，說是不歡迎我。這人原來我們六十年代一起在下三場小學教書。他母親是共產(chǎn)黨員，所以他一直背著紅包袱，目中無人、傲氣十足。在一中當教導主任沒有角色意識，不服從校長管理，經(jīng)常弄得校長下不來臺，學校什么事都要他說了算。
轉(zhuǎn)眼就要開學了。我召集一中領導班子開會，研究開學準備工作和教師分課問題，學校十幾個領導，結(jié)果，只有一個教導副主任和總務主任來了。我只好和教導副主任一塊研究了教師下學期的分課方案。開學前一天，我和教導副主任一起召集教師大會，宣布教師的分課方案，安排開學報名工作。教師們十分散漫，有的拒不參加，來了的也是多數(shù)遲到，有的來了就坐在課桌上。開會時，有說有笑，有吹口哨的，還有打泥巴彈子的。副主任宣布完分課方案后，我平靜地嚴肅地語重心長地提了幾點基本要求，才使會場安靜下來。
開學后，我一方面聽每個教師的課，做好調(diào)查研究，摸清學校各方情況，一方面找教師推心置腹地談心聯(lián)絡感情，爭取多數(shù)教師的理解和支持。雖然副校長、教導主任在領導班子里跟我處處唱反調(diào)，反對我的治校措施，仍拉攏一部分青年教師整天吃喝玩樂，每天晚上打臺球打麻將打到半夜，不好好備課上課。但多數(shù)教師開始理解我，支持我。特別是爭取到了工會主席不和他們一塊反對我。工會主席原是小學部的副校長，是五O年參軍進疆的老同志。本來對我到小學當校長就有意見，他和副校長、教導主任關系很好，經(jīng)常在一塊打麻將。這次宣布我到中學任校長時，他已回家探親。我擔心他們會把他當槍使，回來后也和我對著干。開學后，他一回來，范副政委就到他家找他談，希望他支持我的工作，自己要有主見，推心置腹地和他交換意見，穩(wěn)住了他。后來他竟然站出來說公道話，支持我。學校到了下半學期，治校初見成效，教學秩序逐漸穩(wěn)定下來，我總算在一中站住了腳。
1989年團里新調(diào)來了丁團長，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也是四川人，也是自動支邊新疆來的。2月，團里決定一中由副營級建制升為營級建制，實行校長負責制，仍聘我為一中校長，學校領導班子由我組閣。同時，學校高中6個職業(yè)班分出去組建職業(yè)高中學校。原書記調(diào)職業(yè)高中任校長。一部分教師也分到了職業(yè)高中。原教育中心副主任到一中任書記。這是一次大的轉(zhuǎn)機。團黨委授予了我用人的權利。副校長仍聘為副校長，此人雖然和我有矛盾，但還能顧全大局，基本上能團結(jié)他一道工作。領導班子組建好后，我就放心大膽地實行 “從嚴治校”的治校方針。在學校逐漸實施了“目標管理—崗位責任制—考核評價制—獎懲制”的四位一體化的科學管理體制。啟動了學校內(nèi)部活力，克服了學校干好干差、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大鍋飯的弊病，增強了教職員工的事業(yè)心和責任感，調(diào)動了教職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開始推行這一套管理辦法，也受到了各方的阻力和干擾。一部分教師考核成績落在后面，影響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威信，極力抵制，到團里告狀，甚至到辦公室跟我大吵大鬧。學校書記一見教師對考核評價有意見，也半信半疑，不給予支持，甚至有時也在大會上公開表示懷疑。書記是個老同志，沒搞過教育，看問題容易走極端，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聽到說好的意見就說好，聽到說不好的意見就說不好，沒有主見。團里主管教育的團長助理見有人告狀，就召集一中教師代表召開座談會，反映對一中管理改革的意見，會上一些教師說，教師考核評價是壓制教師的，一些教師說，教師考核評價調(diào)動了教師的積極性，特別是徐成達老師，用事實駁斥反對教師考核評價的謬論。徐成達是上海人，工作認真負責，有拼命精神，但他愛給領導提意見，人際關系不太好，過去不要說評先進，還經(jīng)常挨批評，現(xiàn)在實行考核評價后，評上了先進，積極進取，成為了骨干教師。會上爭論不休，好在團長助理沒表態(tài)說好也沒說不好。面對阻力和干擾，我沒有氣餒，一方面堅持認真做好考核評價工作，進一步完善考核評價工作；一方面給廣大教師還有上級領導做好教育評價的宣傳工作，爭取多數(shù)教師的理解和支持，爭取領導的支持。由于教師評價工作的科學性并肯定大多數(shù)教師的工作，所以最終贏得大多數(shù)教師的擁護。市教育局長和團教育中心李主任也給予肯定和支持，再加上《教育法》的頒布，要求對教師工作進行考核評價，所以對教師的考核評價工作才得以堅持下去。后來，團里為了加強學校工作，把教育中心干事陳建章調(diào)到我們學校任書記。如前所述，陳是我的好朋友。自六四年開始，我們一見如故，就在教育上共事。文化大革命時又是同甘共苦、共患難的戰(zhàn)友。我們 親如兄弟，既是知音，又是知己。這么多年，他總是跟著我的腳步走，我調(diào)到哪里，他也隨后調(diào)到哪里，我調(diào)一中當校長，他又調(diào)來當書記。當然，有的是巧合，有的是我們活動的結(jié)果。他調(diào)來后，我的腰也更直了，干起工作更踏實了。我們逐漸克服了干擾和阻力，也進一步完善了四位一體化的管理體制。他當書記后，我們團結(jié)如一人，親密無間，你呼我應，互相支持。他敢說敢管，不當老好人，學校遇到矛盾問題，他沖在我前面，我不好做的工作，他出面做，對于上面來的干擾，我們一塊去頂。學校的改觀與他的工作分不開。我后來再也沒遇到過象他那樣稱職的書記。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經(jīng)過全校領導和教職員工的艱苦奮斗，學校由亂到治，學風、教風、領導作風逐漸形成了良好的風氣，特別是教學質(zhì)量穩(wěn)步提高，學校高考升學率89年創(chuàng)歷史紀錄，90年重點大學升學率又創(chuàng)歷史紀錄，以后高考升學率連年穩(wěn)步提高，特別是93年高考升學率在石河子團場中學里名列前茅。其它各年級各科統(tǒng)考在石河子安下地區(qū)十二個團場中學里也位居前三名。學校校容校貌也煥然一新。于1992年提前一年實現(xiàn)了“校風好、質(zhì)量高、校園美，成為墾區(qū)一流中學”的奮斗目標。學校自89年開始，連年評為團場的先進單位，石河子市教育局督導團來校督查后，對學校各方面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石河子市教育志》上專門介紹了我校的四位一體化的管理。（全石河子地區(qū)僅介紹五所中學）團里也組織各單位領導來學校參觀。許多團場中學陸續(xù)到學校來聽課學習，特別是兵團中學校長石河子學習班，每期都要到學校來參觀學習。本人也多次被兵團中學校長學習班請去講課，講授教育評價和學校管理。我校在軍訓和依法治校方面也很突出，師里在我校相繼召開了軍訓和依法治校的現(xiàn)場會。當時最使我欣慰的是，得到了學校絕大多數(shù)教師和領導的理解和支持。他們完全改變了我初進學校時的敵視態(tài)度，如每次評選先進進行無記名投票時，我都是得票最多的領導（每次我也都推讓了），原來反對我的領導和教師現(xiàn)在成了我的支持者，他們除了兢兢業(yè)業(yè)的為學校振興努力工作外，還處處維護我。這些人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是我以心換心，以情感人的結(jié)果，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到了我這個人的人格是正派的。
為了群眾利益，我還敢于冒風險，為民請命，爭取教職員工的利益。當時，兵團城市教師都能享受國家規(guī)定的45元崗位津貼，而兵團農(nóng)場教師卻享受不到國家規(guī)定的崗位津貼。因此，農(nóng)場學校教師心里很不平衡，一些教師不安心農(nóng)場教育工作，農(nóng)場骨干教師大量流失。為此，我聯(lián)絡安集海、下野地地區(qū)農(nóng)場十幾個中學校長到我們學校開會，商量此事，最后決定聯(lián)名向兵團領導和兵團老領導、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反映情況。反映情況不久，沒想到農(nóng)八師領導知道了此事，他們認為這是聚眾鬧事。師里領導連夜分別到各團場進行追查。當時的農(nóng)八師政委專門到我團，讓團范政委 半夜把我叫了去，師政委責問我：“你為什么要召集校長們寫聯(lián)名信？”我說：“為了農(nóng)場教師的利益，現(xiàn)在農(nóng)場教師享受不到國家規(guī)定的崗位津貼，很不安心，骨干教師都往城市跑，嚴重影響農(nóng)場教育。”師政委說：“你們聯(lián)名寫信你知道后果嗎？萬一農(nóng)場教師都鬧起來，你負得了這個責嗎？”我說：“我們只是想讓上級知道，只要解決農(nóng)場教師的崗位津貼，農(nóng)場教師就會安心農(nóng)場學校工作。”原來，師領導怕農(nóng)場教師也和上海青年那樣集體鬧事。為此事，有幾個團場中學的校長被撤職。好在我團的丁團長、范政委理解我，沒處理我。范政委還說，農(nóng)場教師就是應該享受國家規(guī)定的崗位津貼，團場沒有權利解決，你們聯(lián)名向兵團反映情況我看沒有什么不對。后來，兵團還是解決了這一問題，隨后兵團農(nóng)場教師也享受了崗位津貼，為穩(wěn)定農(nóng)場教師隊伍起了很大作用。
當今當校長還要會抓錢，抓不來錢，學校很難運轉(zhuǎn)，更不要說給教職工發(fā)獎金了。我們除了抓好勤工儉學掙錢外，我和書記每年還要厚著臉皮到農(nóng)場一些效益好的工廠和生產(chǎn)隊募集資金。為了給學校抓錢，我們是能屈能伸，有時還干出傻事來。一次，我和書記在工會主席家里給他過生日，團政治處主任也在場。席間，我們不愿多喝酒，主任開玩笑說：“你們喝一杯酒，我就給你們學校資助5000元。”主任知道我們都不會喝酒。我們一聽喝酒就給錢，就說：“好！說話算數(shù)。”隨后我和書記一人硬喝了四大杯酒。喝完后，我和書記都醉得躺在了桌子底下。那位領導，后來果真想法給我們學校拔了五萬元，解決了一學期的教師崗位責任獎金。
在一中，我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普通教育評價，并在實踐上有了新的發(fā)展，建立了四位一體化的學�？茖W管理體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這一點，不但得到了團教育中心和石河子市教育局的肯定和支持。而且也受到了新疆教育科學研究所的重視，我被教科所特邀為新疆普通教育評價課題研究組成員，后被聘為新疆教科所兼職研究員，參與自治區(qū)普通教育各種評價方案的研究和設計。1991年，成為全國普通教育評價學會會員，并到上海出席了全國普通教育評價專業(yè)委員會首屆年會。在會上交流了我撰寫的論文《建立教師評價制度，啟動學校內(nèi)部活力》，論文后來評選為全國教育評價優(yōu)秀成果獎。我研究和設計的《中小學工作人員工作質(zhì)量考核評價系列方案》被新疆教科所和新疆教育督導室選編在《普通教育督導與評價實用手冊》里，在全疆推廣應用。后來妻子弟弟找我要去這套教育評價方案，又在故鄉(xiāng)開縣一些學校推廣應用起來。新疆普通教育評價學會成立后，我被選為新疆普通教育評價專業(yè)委員會常務理事。在此期間，我還在新疆及內(nèi)地一些教育雜志上發(fā)表了十多篇教育學術論文。1992年，我被評為農(nóng)八師石河子市專業(yè)技術拔尖人才。后來我被收錄在教育部編撰的《中國教育專家》名錄里。我不僅在治理學校取得了成功，而且在教育科研上也小有成就。這一點還得感謝新疆教育科研所的陳卓老師和原所長鄭榮壽老師，沒有他們的指導和幫助，也沒有我學術上的進步。
這一年評職稱，我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