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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的評價最好是真實。我喜歡真實。我們在這里談，可以侃侃而談，也可以儒雅的談，還可以更深層、更專業(yè)、學術的談。但這只是我的一面，回到現實生活當中，我們單位沒有我不訓斥的人，但大家都知道我的內心是善良正直的，情感是高貴的。除了工作上我六親不認，此外我是最好相處的人。我也和別人一樣，別人所喜歡的我也喜歡。我喜歡真實，人就是人，我覺得，我身上和所有人一樣，有著很多人固有的缺點，但是我問心無愧，我自強不息，知道慚愧不安，稍做了有愧良心的事，就會反醒自己，會發(fā)自內心的不安和慚愧感。此外我不停地自新，不停地學習，就是到今天這樣，每天也不停的閱讀，思考自己。所以我希望是真實的，惟有真實的東西才是長久的，才是永恒。
小時候家境貧難，不停地逃學，但家里有一個特殊的條件就是書特別多，當我字還認不全的時候就讀了很多書。一是接受書的熏陶；二是父母是知識分子；在大興安嶺同學和同事被打成右派的有很多是一代精英，非常優(yōu)秀，到家里去，講一些歷史上的楊家將、岳家軍等，令人蕩氣回腸。所以，在我還是孩童時，聽了就熱血沸騰，從小就有一種非常鮮明的善惡感，一種英雄感，一種追求。
當時看到的經典的書，特別是中華民族比較傳統(tǒng)的，大多數是精忠報國的，楊家將、岳家軍等，這是典型；還有一般的清官廉吏治天下。雖然說很難像成人那樣讀懂，但是，一種激情、一種影響、一生的情感在孩兒時期得到啟蒙，這一點是任何學校給不了的，是至關重要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一。童年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生。由于這種特殊的家庭經歷，特殊的童年，給了我一生用不完的財富，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我們從骨子里是高傲的。可以隨俗，但內心是高貴的，骨子里是高傲的，我們不做任何有悖良心的事，因此，在決定自己行為的時，良心、良知、高貴情感支配自己的一生。二是艱難困苦。如果沒有這種艱難困苦的經歷，僅靠一般的讀書和教育是達不到的。在我的印象中，沒有什么事情不可戰(zhàn)勝，除非死亡。小時候所有的艱難我都經歷過，乞討、苦力、打柴、喂豬，所有的家務活我都做過。為了生活，磨煉自己的意志。三是奮斗追求永不停息。勞碌命在童年時期已經形成，勞動對人的一生非常重要。我們通常講，大人物做大事不拘細節(jié)，那是在原則問題上。在宏觀上，我們也曾經講，諸葛亮做什么都事必躬親，但從另一個方面說是鞠躬盡瘁，一方面是宏觀要到位，沒有黑洞，細微之處要極其細微，極其細微比較耗盡心血，特別是曾國蕃，他在一些細微的小事上耗盡心血，如夫人探親，過淮河，帶多少錢？吃誰的飯？
在現代人當中，往往有兩種類型，一種人是面對困難堅強不屈，解決困難；另一種人是既然我處于這種壓抑的環(huán)境，可能對社會產生不滿，而且在生活中屢見不鮮。同樣是一種貧寒和艱難，有的人把這種過錯歸于社會，然后報復社會，逐漸走入陰暗的心理，毀掉幾代人，社會有社會的責任。我始終認為，不論到任何時候，個人都應該承擔屬于個人的那部分責任，把一切過錯歸于社會，本身也是一種不公道。
我的童年極其艱難，在艱難中別人給予過我們幫助，給予過我們溫暖，給予過關愛，所以，反差特別強，刻骨銘心，終身不忘。我們家每年在供祖宗時，包括給恩人磕上幾個頭。我父親被打成右派后，后來打得太多了，全國一共也沒有幾十萬知識分子，于是提出甄別，就是清理一下，把打錯的挑出來，就像現在的平反，其實根本就不可能。我母親抱著一線希望，領我到了省城哈爾濱，到哈爾濱后，奔波了幾天，身上的錢花完了，東北當時很冷，吃飯找最簡陋的飯館，吃高粱米。我母親領著我走了一個店又一個店，最后來到一個地窖子，屋里兩張桌，我母親買了兩碗東北的高粱米，在我們之前，屋里還有一個年輕人，端菜的地方，放了一盤肉，一個二十多歲的叔叔，端一碗米飯，我正隔著桌子看這盤肉，母親出于自尊，用身體擋著我不讓我看，那位叔叔轉身的時候正好看到這一幕，他以最快的速度把米飯和白菜吃完，把肉給了我。在今天看來，能買上幾十列火車的也只不過花一點錢，在當年，這一盤肉，它的價值不只是一餐飯的問題。和所有人一樣，我們期盼別人關懷，但在那時很少得到幫助，一經得到，有巨大的超過物質本身的作用。我曾說過，付出，因為我付出，所以我快樂。我的兒子在國外留學，逢年過節(jié)我們寄一些東西，他都分給大家；多做，盡可能多關懷大家，學會在付出中找出一種愉悅，這種價值觀對你的一生都是快樂和幸福的。人生不如意十之七八，如果你能把不斷的付出，把做出犧牲當作一種最大的價值觀念，很多不幸、災難性的東西都可以戰(zhàn)勝。童年的這些經歷給予我高貴的情感，起著書本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這種高貴的情感也在激勵著我，只要有一口氣在，有一線希望，我都不會停留，都會拼命工作。
在童年和少年時期，這種心理非常強烈，因為我的父母本身非常正直和善良，和其交往的人也是，我們受到別人的關懷，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幫助別人，盡管當時沒有太多的能力幫助別人，但是有這樣一種生活目標，價值標準；我非�？粗剡@些，而不是做企業(yè)的三十六計等，那些只不過是招數，我更渴求的是道，這是根本。
長時間以來我追求的是自己理想的模式。幾千年來追求的成功的模式：讀書、做官、為天下。這在少年時就已經比較明晰，青年時非常強烈，想做官，做很大的官。能夠治天下，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遠大抱負，不為良相便為良民，做良相，做很大的官，造福于百姓，寫天下不朽的文章，性格悲劇也恰恰表現在這里：一方面有這樣一種內心涌動，在不停的沖動下努力；另一方面，在非法治社會，在政治體制不完全現代的環(huán)境下，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不一定最適合做官的做官，也不一定是不應該做官的做不了官。一方面想從政，從政不外乎獲得權利和使用權，又不肯去隨俗獲得權利，這種夢隨著四十歲過后，感覺到非常渺茫，當然，如果適時調整自己，做官也可以做上去，有機會做，但真正從政，很大的官和崇高目標是兩回事，何況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做大官的手段，所以放棄了原有的想法。在外人看來，我很瀟灑，到處講學，往來的是大的學者。不管多大的學者在，只要有我在，書的主編肯定是我，我可以不停地講，把十幾萬字的大綱硬是講出來，很多人覺得這不錯，但是內心的煎熬，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所以，我想換一種方式來實現。
從想從政到辦企業(yè)應該說跨越非常大，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如果從政，理想是那樣的遙遠，如果不從政，又不甘心這一生就此荒廢。不從政，經商？我向來不喜歡經商，我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意氣風發(fā)，喜歡激情，大建設，大開發(fā)，所以也是沒有辦法，選擇了房地產。當我人生第一目標無法實現，我確定了三條：一是辦一個中國真正的、一流的、現代的可能一百年不衰的大型企業(yè)，現在看根基已經牢牢地扎起來。二是辦一所能被國際所承認的、學生確實負有天下責任感的大學。三是當企業(yè)辦到了一定程度，辦慈善機構�，F在我們已經捐了幾千萬，使幾十萬孩子返回學校；我的目標去年在人民大會堂已經講過，看看能不能通過我們的努力，把一百萬失學孩子送回學校，如果能做到，也沒有白辦企業(yè)。做企業(yè)就像戰(zhàn)爭，有的人父子三代，死了幾百萬人，也沒有打下江山，有的人不用一兵一卒，江山也能到手，如趙匡胤。和戰(zhàn)爭一樣，兵多未必贏，兵少未必打敗仗。錢只是作為企業(yè)再生財富的資源之一，不是最主要的，當錢占的比例越大，其它資源發(fā)揮作用越少，包括智慧，錢占的比例越小，其它資源發(fā)揮作用越大，也包括智慧。投資好比一瓢水，就像農村的機井，停了一夜，變成真空，舀一瓢水倒進去，壓一下，水就可以源源不斷的出來，投資就好比這瓢水，關鍵是能不能看好井。如果這井底下是個黑洞，把海水灌進去也不行；如果水正在不停地往外流，這瓢水就是暴殄天物。我們很多人都是看哪個行業(yè)熱了就往哪個行業(yè)里投，當你看見哪個行業(yè)賺大錢時，這個行業(yè)就已經走下坡路了。
如果現在把做成那點事，歸納成漫不經心地輕輕一撥就把地都賺回來了，那是胡吹；一切沒有變，被別人夸明知是假的，心里也高興。我在報社決定辭職的時候，手里那點錢是微乎其微的，五個小凳子是我的床，抱著后腦勺往那一躺看著房頂，哼著“老子要買一塊田，可惜手中沒有錢”，報社的朋友怕我想不開，時不時地下來看看說：“快有錢了，快有錢了”。由于我把其它工作做得很扎實，對省會的發(fā)展的判斷、包括經濟衰退、宏觀調控的判斷、房地產具體行業(yè)的判斷、包括方向選擇工作是很扎實的，極其不容易，艱難到白天工作，如果晚上賣唱給二百塊錢，我就去賣唱。別人輕輕松松創(chuàng)業(yè)我不敢說，我當時創(chuàng)業(yè)是極其艱難的。
童年的艱難困苦讓我感悟到能活過來就相當不容易，活著就是硬道理，我們能自己把自己養(yǎng)活。父母給了我們生命，但我們要自律、自教、自養(yǎng)，還要勞作，大的帶小的，我們活過來了。相對那種艱難，我們現在是自由的。讀書給了我們智慧，書中很多人的不可戰(zhàn)勝的精神力量，和他們相比較而言，我們這點困難算不了什么，所以堅信自己能挺過來。不知何時養(yǎng)成這樣一種信條：天無絕人之路，除非自己放棄。
對房地產領域的發(fā)展趨勢判斷一是基于經濟學方面的考慮，事物發(fā)展是螺旋式的，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房地產是不動產，低谷期就是成本最低的時候，這是對經濟規(guī)律的一種判斷。有人說我成功地利用了反周期理論，如果說一點兒常識沒有不可能，因為我編過很多類似的學術著作，這是一種經濟手法，但說當時非常明晰的使用了反周期理論，那是胡吹，一半是理性的，一半是感性的。沒有周期，沒有風險不可能，衰退是正常的，美國周期一般在12年，中國能保持6至8年就算不錯的；二是基于哲學上的考慮。世間萬物，無生于有，有生于無，無在前也好，有在前也好，總言而之，都是從無到有，有再生出無。實際可以解釋為，在任何時候，都有巨大的潛在資源，看你怎么組合，如何構建一個平臺，使它發(fā)揮出來。因此，我說財富是看出來的。三是從實際操作的技巧來說，有個很簡單的道理，整個村子今年種西瓜都賠了，如果你明年還繼續(xù)做，你肯定會賺。無中生有不僅是觀念上的問題，而且具有非常強的可操作性。
因為過去的理想目標不能實現，必須轉換一種方式，轉換這種方式應該說是最后一次機會。我想要實現不從政的從政，我官做不到最大的，可以把企業(yè)做到最大；我不可能通過政治抱負回報于社會，但可以通過產生的財富回報社會。在做此選擇時，是非常慎重的。我的扎實和吃苦耐勞給了我巨大的幫助。我是一個性格非常矛盾的人，非常宏觀，但是如果我僅僅宏觀，沒有這種極其扎實的工作作風，也不可能獲得成功。我想得非常細，我能把幾十萬平方米小區(qū)一個房子里的衛(wèi)生間，甚至門朝哪開我都能想得非常仔細。如果沒有這種細微和扎實，就沒有這種成功�？偠灾�，扎實工作為實現我這種操作方式、操作要點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否則絕對不可能，這種扎實也是理性的表現。
自我開始做企業(yè)以來，和實業(yè)界、商業(yè)界、房地產界接觸的還不如過去搞新聞工作接觸的多。從自己出來做后，和任何一個企業(yè)沒有任何往來。我也在檢討自己是怎樣形成的，一是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生活置于這個圈子，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老板，當企業(yè)家也罷，老板也罷，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名學者，還是和一些文化人、學者在一起可以洋洋灑灑地談論，包括經濟界的人。所以和那些人接觸的少，除非一年必須參加的會，一般不參加。對于別人，我覺得，一個企業(yè)無論大小，它能創(chuàng)業(yè)在中國就很了不起。我所期待的社會，是法治社會，在民主法治社會、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第一等人做企業(yè)，第二等人做總統(tǒng)。因為企業(yè)可以創(chuàng)造財富，經商是要把別人的錢從口袋里掏出來，那么多人想掏別人口袋里的錢，為什么偏偏把錢掏給你？要提供多少優(yōu)秀的服務？因此，我對所有從事企業(yè)的人絕無輕視小看，我覺得他們都很不簡單。我從來沒有把企業(yè)當作人生的一種范式，但確實有一些人，應該說是具有全球典范意義的。如冶金大王、石油大王，如比爾"蓋茨等，這些人不在于擁有多少財富，在于他能夠創(chuàng)造多少財富，在于能夠把財富支付給社會。要想擁有財富，他兒子就能夠自然擁有。美國社會一年民間捐款一萬億美元，相當于八萬億人民幣，相當于我們GDP總和，民間捐款就相當于我們的產值，很多都是老板捐的，他們內心深處都是崇高的。
我們這個社會似是而非的人太多，有的一直在謠傳，影響著一代又一代。這幾個落后的文人是文人，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也是文人。誰是中化民族文人的代表？李白、杜甫是文人，曾國藩也是文人，屈原也是文人，只是報國的方式不一樣，屈原自殺了，懷著一種小女人心態(tài)——君王不喜歡我，我的計謀、報國熱情不為君王所采納，于是自殺；曾國藩在逆境中忍辱負重，修煉自己，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漢，打掉牙往肚里咽，是近代史上最優(yōu)秀的文人。哪些是中國文人的主流？恰恰是那些沒有社會責任感的，個人好像很灑脫的人、胡罵胡說，可以到處標榜自己，要種地不能種地，要吃苦不能吃苦。關于企業(yè)家、經商、老板，也是一種主流，世界上最難的事情莫過于把別人的錢拿到自己的手上，除非搶銀行。真正意義上的商人，是一種宗教，是一種愛。達仁堂、樂仁堂、濟仁堂、同仁堂，這些百年老店，沒有一個是靠包裝的，一旦天下有亂，像非典，立刻熬上草藥，救濟災民，這才能幾代人不衰。我們都去過平遙，平遙那兒有一個平原縣，沒有什么特殊的物產，又非交通要塞，但是從今天的文化遺產可以推斷當年的繁榮。假如當時不盡最大可能實現一種法治，不誠信代人，誰敢到那里去典當、壓鏢？百年老練的真正的成功商人，都是內心修煉自己，都是德字當頭。企業(yè)家也好，老板也好，愛惜每一分錢。我們公司沒有一個人敢把信封寫一遍就扔掉，那我比葛朗臺還葛朗臺，這是深知財富來之不易，這沒有過錯。
商人必須是現實主義者，而我又是個理想主義者。作為董事長，錢是我的，當然在一定范圍內可以適度支配；作為總裁，我的職業(yè)道德必須一絲不茍。我的浪漫、激情和理想主義與商人實業(yè)家的現實理性也存在矛盾。直到現在，我還把很大的熱情用在辦學，用在慈善事業(yè)、研究學問和一些大型活動上，它本身不能帶來財富，不能帶來商業(yè)機會。我從來沒有想過通過這種行為給企業(yè)帶來利潤，把它作為教化我們的靈魂，作為一種原動力。
其實，最理想主義的東西恰恰就是最現實的東西，往往最現實的東西是最不實際的，人們最渴望得到的、順手可得的反倒失之交臂，往往不是孜孜以求的，推也推不掉。我在給我們大學講課時講過，一口不謀而謀天下是理想主義。什么叫一口不謀而謀天下？漢高祖劉邦，小學沒畢業(yè)，讀點私塾，就不了業(yè)，成天晃，像小流氓似的。去嫂子家吃飯，嫂子看他來了老吃，于是他一來就開始刷鍋，十二點來刷鍋、十一點來刷鍋、十點來又在刷鍋。劉邦感覺到，嫂子不喜歡自己，所以發(fā)奮圖強，想到之所以難就業(yè)，是因為生產力落后，生產力落后是因為生產關系落后，于是起來造反，成功了，于是就當皇帝了。嫂子說“我天天給做好吃的”，劉邦一笑，說“此一時彼一時”，如果他不努力的話，能想象到最后是什么樣子？得天下了，不為一個小家，為了大家，于是擁有了個人生活的一切，個人生活也在其中。理想主義就是這樣子，上天是公正的，如果上天的基本設想不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話，人類就會滅亡；如果社會讓人們只能現實，只為自己，每個人都直截了當的為自己，沒有目標，沒有社會責任感,人類社會將走向衰亡，就會解體。每個人必須是為了自己，如果每個人不是為自己，就麻煩了。你是開飯館的，客人吃飽了你非讓再吃點，走了不要錢，還要送錢；走在路上，到十字路口，誰都不走，都讓別人先走，就會影響交通治安。所以，都為別人根本不可能，人本身就是為自己，這符合自然，符合天道，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問題在于一種和諧的社會結構，一種崇高的精神，必須是這樣，為了自己，首先必須為別人，唯有通過為別人，為社會，為群體全力以赴，在此過程中才能滿足自己。于是，我為別人，別人為我，對社會有強大的凝聚力，大家都為自己，但是必須都遵同社會準則，為社會服務。這也是理想主義，但不全是。
越是懷有理想主義的人，越是不停地奮斗，越是不以小事斤斤計較，越是有遠大的理想，越是思維開闊，越是能處理好所有關系，越是擁有更多的無形資產，越是走到哪都被人接受，越是有眾多的朋友關系，這一系列越是就構成一個人最重要的生存資源，因此成功的機會特別大。恰恰是那種斤斤計較，下班了，離八里地也要捎單位一壺水，恨不得把家里的菜拿到辦公室洗，有一點時間，在辦公室打毛衣，想自己的事想得比誰都周到，公家的事什么都不管，走到哪兒讓人都厭惡，沒有品牌，是劣等貨，賣不出去。人都是商品，一個賣不出去的商品，能有什么樣的包裝？過于現實就是小市民的生活，小市民就只配掙那四、五百元錢，只配搬弄是非，沒有資格坐飛機，出國旅游，沒有資格開寶馬、奔馳。所以，這個社會需要理想主義，需要激情。
財富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過去，在儒教的幾千年里，君子羞于談錢，是因為他不需要談錢，君子伸手有衣，張口有飯，要車有車，要官有官，要妻有妻，要妾有妾，要錢有錢，如果我是君子，我也不談錢，因為用不著錢。小人自然要談錢，如果不談錢，沒錢養(yǎng)老婆、孩子，沒錢贍養(yǎng)父母，當然要談錢。中國知識分子有一些可貴的人，有些確實是很糟糕，包括面對錢。財富就個人而言，擁有財富意味著擁有更大的責任，當你擁有全世界的財富時，就要養(yǎng)全世界的人，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國家很多問題都是財富貧乏造成的。如果財富經濟豐富，國防強大，輕易沒有誰敢欺付我們，許多國際關系矛盾也好處理；如果財富多，社會就穩(wěn)定，沒有下崗失業(yè)的，失業(yè)也好就業(yè)；如果錢多，就不會有這么多文盲；如果錢多，就不會有這么多近親結婚，很多地方娶不上媳婦，就要拿妹妹來換，人口智能越來越匱乏；如果錢多，就沒有這么多失學的；如果錢多，我們的環(huán)境、水資源，現在所有面臨的矛盾都相對好解決。財富哪去了？第一，我們的先明無德。幾十代，如果從孔夫子算起，富人家80代，娶得起媳婦，窮人家娶不起媳婦或很晚再娶媳婦，少了十代人。總而言之，這七十代至八十代人之間，除了近代少數地方有一些積累，非�？蓱z的一點外，沒有什么積累，我們是農業(yè)國，頑強的供養(yǎng)幾畝薄地，娶媳婦，生孩子，再給孩子娶媳婦。江浙一帶，那么好的青山挖了做陵園，我感到不可思議，活著沒有留下多少財富，死了還要帶走一份資源。我們中華民族絕不像教科書說的那樣，勤勞勇敢，聰明智慧，地大物博，這是千古遙傳，直到現在，教科書還毒害著兒童。該做的正事幾乎一點沒做，如思想解放、文明進步、法制建設、財富積累、科技文明的發(fā)明，不該做的幾乎都做了�？撤�，大家都讀過詩經，“砍砍伐檀兮，直至干兮”，首先從檀樹上開始砍，砍沒了，現在是十有九空。我要系統(tǒng)地批判張藝謀的《英雄》，秦始皇帶頭破壞綠化，破壞水，把整個蜀山三百米砍光了，建成阿房宮，大火燒了三個億，被燒光了。東方文化是木文化，我們不該做的都做了，到了民國初期，還是男人留著長辮子，女人裹著小腳，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是這樣的，這是奇恥大辱，但是電視里到處是古裝片，幾億人從頭看到尾，不知道在尋找什么？大概是在找魯迅講的那種“想當奴隸而不得，想當奴才而不得”。財富基本沒有什么積累，新中國成立，人們期待著一種公正理想社會，但是后來又走了相反的方向。
真正有點財富積累的是改革開放的時候，應該尊重財富，給財富一定的地位，財富是生命的結晶，先人無德，沒有留下什么資產，沒有留下剩余價值。人生存的價值和動物相區(qū)別就是人能夠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而勞作表現為剩余價值，購買力是有限的，但物質財富的豐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們尊重財富，追求財富，創(chuàng)造財富，善待財富，給財富應有的地位。財富是人格的化身，是物化了的人。如果沒有奔馳，誰知道德國是誰？如果沒有豐田和三菱，誰知道日本是誰？任何一個民族在世界上，當戰(zhàn)爭結束時，在和平條件下，主要是靠商品，財富是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在世界上完成一種通行，完成一種互相認可和交換。有巨額的財富，是因為有這種優(yōu)秀的能夠產生巨額財富的人，沒有人就不可能有這種財富。上天給予每個民族的財富都是平等的，不能把它互換、創(chuàng)造出來是因為人不行，真正的財富應該是在社會形成良好的風范，并且積累財富。就說這次非典，如果沒有財富，如果在一個極度貧窮的國家蔓延起來了，那還能控制？歐洲18世紀，為什么流行感冒死了幾千萬人？還是因為當時物質財富貧乏，要發(fā)生在今天，可能嗎？立即就能控制住。我們要尊重財富、善待財富，就是要尊重創(chuàng)造財富和擁有財富的人。歷史上，儒教還有一點要批判，就是經常講“為富不仁”，我們不離開儒教的精神因子，不離開文化和商業(yè)，不離開理想主義和現實，我們來談財富。我知道唐詩宋詞里有一段“ 商人重利輕別離”，這是那些哀怨少婦發(fā)出的悲嘆，但是你想想，商人如果不重利，不務正業(yè)，就沒錢，沒錢拿什么買綾羅綢緞，“陽春三月下揚州”、“腰纏十萬下揚州”，干什么？過了這個季節(jié)貨就賣不出去了。所以商人輕別離是很無奈的，如果有花不完的錢，誰也不愿意跑那么遠。所以，重利是商人的天性。就像軍隊打勝仗，為誰打是第二位的，但是軍隊的天職是打勝仗，商人第一任務是盈利，賺錢，這沒什么爭議。什么叫企業(yè)？把資源從產出較低的領域向較多產出的領域運轉、組合、配置，這就是企業(yè)家，是商人，功德無限，在支持著社會進步，供養(yǎng)著社會。所以，追求財富本身沒有錯。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二十年，如果沒有這種政策，民營企業(yè)任何一個無比神奇浪漫的企業(yè)家也想象不出來這種成功，這種生活是任何一個有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出來的，這要歸于社會。不能說你創(chuàng)造的這些財富都是你自己的，倒退三十年想也想不出來，但同樣在這個社會條件下，有的人能做成，有的人做不成，這有個人因素在里面發(fā)揮主觀能動作用。全社會對待財富應該是公正的，我們個人擁有它，創(chuàng)造它，至于以什么形態(tài)往下傳，實際上是企業(yè)的生命力，企業(yè)到底能辦多久，這是擺在中國第一代企業(yè)家面前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國營企業(yè)誰去都能干，國家劃分土地，調集人力，財政撥款，沒錢銀行給，當然現在給的也不痛快了，誰不能當企業(yè)家？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國有企業(yè)沒有企業(yè)家。民營企業(yè)第一代企業(yè)家現在面臨很多困難，經濟衰退，有的六十多歲，企業(yè)支撐不下去。要把財富保持下去，本身就難，創(chuàng)業(yè)需要從青年干到白頭，敗家只需要轉眼功夫，所以僅僅把財富能保持下去，也是不容易的。只有在法治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向下傳財富不傳企業(yè)的時候，財富會大打折扣，遺產繼承傳一次打一次折扣，最后都歸于社會，那些不孝子孫想揮霍糟蹋也沒有那個機會。更重要的是在那種社會條件下，有現代企業(yè)制度，一代創(chuàng)業(yè)者老了，可以不由兒孫經營企業(yè)，他們可以作為大股東擁有財富，但不擁有經營權。但中國現在這個社會環(huán)境不具備。如果一個創(chuàng)業(yè)者現在能把全部財產交給另外一個聘用的高級管理人才，當這種法治條件不完全具備的時候，他能在兩年之內把公司的財產全部掏空。比如，一平方米建筑 500-600元就可以，他簽協議時可能簽到620元，這可以把企業(yè)搞黃。發(fā)達的市場經濟，例如北美和歐洲，已經把這些漏洞堵得非常嚴了，個人已經在一個規(guī)范內活動，我們現在遠遠不夠。這也是一些企業(yè)界老板已經力不從心，但又無可奈何、只能堅持的重要原因。另外，他們也自身也需要修養(yǎng)，需要再提高，人不是萬能的，不是永遠常青的，也有一個更新的問題，就是一代換一代的問題，這就是所謂尷尬的問題。
民企有一部分已經完成這種革命性的企業(yè)轉換，建立了現代企業(yè)制度，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沒有完成這種轉變，如果不能解決好民企繼承人的問題，還要垮掉一些民企。民企還承擔著國際改革、安置勞動就業(yè)、創(chuàng)造稅收、拉動經濟增長等任務，如果民企再垮掉一部分，國家一部分人的生活將更加困難，所以，這不僅是我們一個企業(yè)、一所大學需要呼吁的問題，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重視，要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實行經營權和所有權的有效分離。
最主要做到三條：一是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我們現在正在有計劃地進行股份制改造；二是有了這種股份制改造后，就要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我不可能永遠做總裁，我總會有老的那一天，有做不動的那一天。如果我不做總裁了，那企業(yè)就不做了？那不人亡政息了?所以這個是我的責任；三是打下堅實的基礎，可以讓幾代人接著做下去。正因為這樣，我們把單一的房地產發(fā)展成為和旅游、教育、傳統(tǒng)產業(yè)、市政、商業(yè)、酒店等相結合，要留下永久的資產，可以幾代人受益，可以源源不斷的產出。
我對教育有著和對所有人不一樣的看法，很簡單，學校就是工廠，老師就是加工匠，學生就是產品，誰能把自己當作產品，誰就有廣闊的前途。此外，所有的定位都是錯的，而且我的論斷是科學的，一個學生只有把自己當作產品，才能完成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賣點。既然是商品就要賣，賣給誰？就要想法增加賣點，修煉自己，對自己進行深加工；二是教育和實踐不脫離。生產產品不是為了積壓，而是為了賣；三是社會需求與自己專業(yè)、個人努力的一致性。目前，我們50%的大學生讀書并不是因為自己喜歡，而是這個專業(yè)好考，這形成巨大的社會浪費，而這一切又都是在陽光下，都是公開的、合法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我們國家老百姓對教育、對學生這么重視，從孩童時代就開始就千叮嚀萬囑咐，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學生像我們國家的學生這樣勞累。很多孩子的教育從胎教就開始，但畢業(yè)后什么也不是，很重要的原因是把學生當作天之驕子。所以，非常簡單，就應該是商品，全世界都是商品，總統(tǒng)是商品，有人買，選票多，就當總統(tǒng)，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大學說來復雜，但是也非常簡單，最重要的是把最簡單的搞懂，否則任何大學辦了都是一種浪費。哈佛建校成功，不外乎是因為它的學生精世致用，完全是為社會服務。要說復雜，辦教育百年樹人，又絕非一朝一夕。
好的學校是好的工廠，能生產出好的產品，它必定應該能夠盈利。許多事業(yè)可以不靠它賺錢，但它必須能賺錢，如果它不能賺錢，說明人們不需要它，人們需要它就肯定會賺錢。這就像看好萊塢大片，有許多是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票房價非常高，人們也喜歡看，所以也非常賺錢。學校也是如此，學校是一種產業(yè)，也應該有產出，應該能盈利。學校辦好了，同樣是學校，在好的學校畢業(yè)，就像我說的名牌產品，一畢業(yè)薪水是3000，其他人掙800元還是被呼來喝去，誰都會把孩子送到你的學校去加工，因為在這加工可以賣到好價錢。學校應該能夠賺錢。我辦大學它代表一種方向，代表了我們的理想和追求，給社會辟出另一條道路，教育還可以這樣做，學生還可以這樣定位。
改變我們這種傳統(tǒng)教育的重專業(yè)而輕基礎，我們大學有一個明顯特征，把文、史、哲、理、宗教等八九個學科作為一個大的綜合，學習一年半之后開始實習，不是等畢業(yè)再實習，畢業(yè)時再實習已經來不及了。一年半強化基礎課時，人的綜合素養(yǎng)得到提高，到一定階段，就可以把自己當作準商品，度身定做，為社會加工自己，爾后的兩年半進行專業(yè)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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