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香港中原地產代理掌門人施永青先生
施永青認為，“無為而治”下的“諸侯割據”，最有利于員工充分發(fā)揮機會，避免失誤，“試問我一個人的腦袋所想的東西，怎能勝過許多個每日在前線作戰(zhàn)統(tǒng)籌的人的腦袋呢？”
中原喜歡做散客。施永青將這種作法比作賣漢堡包，認為好過賣鮑魚。“賣漢堡包雖然賺得少點，但是比較自由，就算是李嘉誠來買，一樣要和菲傭一起排隊，我不用特別招呼他。”
這是一個“商”的年代，關于商人的故事我們已經耳聞目睹了很多。說起他們的成功，總好像總離不開“艱苦奮斗”，“親力親為”，“果斷決策”，“令行禁止”等剛性字眼，令我等業(yè)外人士肅然起敬，高山仰止，更覺商之難為，非普通百姓可輕易問津。
所以在采訪完香港中原地產代理掌門人施永青后會有一種輕松的感覺，因為他說自己是個“懶人”，凡事喜歡躲懶，求自由自在，更奉行“無為而治”，“坐享其成”。從五千元起家，到現(xiàn)在坐擁六億身家，真的會是懶出來的嗎？
生性愛自由自在，二度上演逃學威龍——
對施永青采訪安排在周末，所以他穿了件很休閑的舊夾克，講起話來也很休閑，不緊不慢。他自言最不喜歡為成例所束縛，所以曾經兩次充當逃學威龍。
施永青原籍上海，當年二、三歲時隨父母來港。當時他父親是打工仔，家境相當清貧。后來媽媽生下一對雙胞胎，生活擔子過重，只好把施永青送回老家生活。施永青再來香港時已是六、七歲，就讀小學，很快學會廣東話，成績也很好。但很快小施就無心向學，覺得學校生活很乏味，不想在課堂里呆呆度日，于是在小學二、三年級時便逃學，成為當時的“逃學威龍”。
施永青覺得當時逃學并非“不務正業(yè)”，他說在逃學是學會很多在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和學問。施永青認為不愛上學，不等于不愛學習。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愛學習，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人，只是課堂里的學問無法滿足他而已。
直到今天，施永青也堅持認為不應為考試而讀死書。他喜歡讓子女多接觸事務，學習多方面的知識，培養(yǎng)子女的興趣，多欣賞藝術。他不贊同考試，認為考試太形式化。他更鼓勵子女在考試后讀書，因為這才是真正長久地吸收知識。
施永青認為子女是獨立的個體，作為父母應多提供學習機會，至于人生取向，應由子女自己選擇，不過他也會給子女提供意見，希望子女可在風雨中長大，因為這樣才經得起生活的考驗。
第二次“逃學”是在創(chuàng)業(yè)之后，當時施永青已是三十出頭的男人。首次創(chuàng)業(yè)嘗到甜頭賺到一筆錢后，施永青的逃學精神再度發(fā)作，把自己的股份全部送給合伙人，而自己則離開中原地產過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家中的床上飽覽群書，天文地理、藝術、哲學，什么都有。
身邊的人對于他這個決定都大感不解，連女朋友也嚇跑。但施永青就覺得既然已經賺到一筆錢夠一段日子的生活費，還何必要壓抑自己，何不過自己喜歡的生活。而且施永青覺得人生要豐富，一成不變的生活太呆板，快樂才是生活的原則。
不過這段“快樂”的日子只維持了一年左右，按施永青的說法是“之后又被社會壓力逼我出山”，重投中原地產的懷抱，直至今天成為香港地產代理一哥。
對革命生涯永不言悔
施永青年輕時是有名的左仔。中學時期，他已經關注國家和社會大事，眼看殖民政府管治下有很多不公平現(xiàn)象，因而激起年輕人的正義感。
當時，共產黨提出的打破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主張，和追求平等自由的理想，深深扎根在施永青的腦海。施永青在學校里組織讀書會，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更積極參加反英抗暴斗爭，因此而被學校開除。
暴動過后，他的理想與熱情并沒有減退。中學一畢業(yè)，熱血青年施永青就去了工人夜校做教員，一扎根就是八年，直至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后脫離左派。
對于這八年的日子，施永青毫不后悔，他覺得這些日子值得回味，因為人的一生中值得你去奉獻自己的事情并不多，青春寶貴，要有機會發(fā)出火花才有意思。施永青坦言：“三十歲之前，思想不左傾的人，根本沒有理想可言；但三十歲之后，思想仍是左傾的，他是不懂得面對現(xiàn)實。”
或許是不能忘情于自己的“左仔”生涯，發(fā)達后的施永青對社會民生頗為關注。他每月捐錢給樂施會，更曾親自到云南貴州做“樂施之友”，介紹水稻及牲畜的優(yōu)良品種給當?shù)剞r民，幫助他們早日脫貧過上好日子。
他還參加苗圃行動，支援內地教育事業(yè)。他自己出資在湖南、廣東分別興建了三所希望小學。
短命的打工生涯
經過八年的左仔生涯，突然重投社會，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對快三十歲的施永青來說殊為不易。沒辦法，只好從老老實實從打工仔作起。不過，施永青愛自由和自主的性格注定這份打工生涯的“短命”。
施永青作為打工仔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是到新昌營造屬下的一間地產公司作地產銷售租賃工作。
他一開始的職位是練習生。本來他覺得這樣的工作應該很好，練習生嘛，顧名思義應該是既有訓練，又有學習的機會。不料工作的主要內容只是跑腿。不過施永青并沒有失望，覺得工作性質雖然如此，只要個人好學還是有學習的機會。
施永青覺得就是因為練習生這份經歷，才有機會讓他接觸公司的不同部門，從而了解一間公司的結構和運作。比如通過給各個部門影印文件，可以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資料。縱然是給秘書差去輸入文件，也有機會參看文件，學到更多知識。
施永青回憶有一次給部門影印一份價單，他就抓住機會努力去進行市場調查，又親自跑去別的公司看開售反應，又細心分析當時的地產動向，結果得出結論認為公司的定價低于市場。于是他就壯著膽子直接向公司的大老板進言，指出可以提價開售。大老板覺得施永青言之有理，于是就按他的意見提價開售。施永青的這一意見令公司此一役多賺許多錢。
事后，他從存折中發(fā)現(xiàn)其月薪由七百元變成一千一百元。按說加薪已超過五成，施永青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施永青不但沒有高興，反而感到不滿，因為他覺得不是加薪不加薪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公司未經通知就忽然加薪是不合理的作法，因為接受七百元的月薪是他的選擇，現(xiàn)在漲薪，又不通知他，誰又知道他愿意選擇多少呢？
兩年的打工生涯，給施永青留下了不愉快的回憶。他發(fā)現(xiàn)自己始終無法適應打工生涯。
其中最令他感到不可忍受的有兩點。一是報酬與貢獻之間巨大的剪刀差。按說施永青也不是唯利是圖之輩，當年在工人夜校一教八年也毫無怨言。不過那時畢竟有信仰在支撐著，現(xiàn)在自己出來打工，到底有點意難平。后來施永青明白了，員工的工資在老板的眼里不是按你的貢獻來衡量的，而是按勞動力市場的稀缺程度來定價的。如果勞動力市場供應充足，你作出的貢獻再大，也不可能得到很高的報酬，甚至還可能被炒魷魚。
第二點令施永青覺得難以忍受的是，作為一個打工仔，嚴重缺乏自主性。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不折不扣得執(zhí)行老板哪怕看起來不那么聰明的構想，而無從找到自身的價值。
施永青經過痛苦的思考得出結論，一個人要想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獲得較高的回報，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做老板。
從一張臺做到一層樓
雖然在新昌只做了兩年，但獲益匪淺，為今后從事地產代理提供了一個契機。更重要的是，他在新昌遇到了中學老友王文彥。兩個人自在香島中學念書時就脾氣相投，此次遂決定攜手創(chuàng)業(yè)。
一九七八年，施永青與王文彥各出資五千元，成立中原地產。兩人就在中環(huán)萬宜大廈一間寫字樓里租了張寫字臺，一個人出去看樓，一個人在家接電話。與其說兩人分工分頭作業(yè)，不如說是為了避免一張寫字臺坐不下兩個人的尷尬。而這可能又埋下了日后二人兄弟鬩墻的伏筆。
后來公司境況稍好，中原又搬到士丹利街金禾大廈，租了半間寫字樓。一九八三年，中原在德己笠街立菲大廈第一次擁有了上千尺的寫字樓面。與此同時，中原在業(yè)務方面也加大了擴展力度，開始分區(qū)、分類別的業(yè)務，分別成立了住宅部、鋪位部、寫字樓部等，住宅部又分港島、九龍和東西區(qū)。
不過此后不久中原便遭遇創(chuàng)業(yè)來第一次重大挫折。由于香港回歸問題提上日程，香港樓價出現(xiàn)大幅滑落，地產代理公司紛紛倒閉。中原雖然沒有陷入倒閉行列，也只有苦撐硬捱，才度過生死劫。到了一九八五年，市道開始好轉，中原才算賺到一點活命錢。
到了一九八七年，公司業(yè)務進一步向好，開始設立尖沙咀分行，這也是中原首次開設分行。同年，中原遷入寸土寸金的中環(huán)新世界大廈，并租下第五層全層寫字樓，事業(yè)開始步入快車道。
道不同，兄弟拆伙
說起當年的創(chuàng)業(yè)生涯，施永青不無感慨的說：“老實說，當初創(chuàng)辦中原的時候，對將來并沒有太多奢望。只希望能夠保本，賺錢比打工多一點就可以，算是胸無大志。”
那時，地產代理公司不多，也非人人都是行家，這給了兩個年輕人很大的發(fā)展空間。
施永青當時考慮，做地產經紀，最重要是要有“路數(shù)”。所謂“路數(shù)”，并非手上客戶或盤源，而是指對地產市道的分析，對城市規(guī)劃、批租條文的精通，對樓市升跌的了解等等。
中原就是靠這些“路數(shù)”，取得客戶信任，并以此為強項，一直堅持培訓員工熟悉這些路數(shù)。后來加入中原的員工中有很多是大學生，知識水平較高，但同樣也要接受地產知識的培訓。因為施永青認為，只有具有豐富的地產知識，才能更好地推動生意。
同時，中原堅持不炒賣樓盤，獨沽一味做代理(當然他們當時也沒有資金去炒賣樓盤)。七十年代末，香港樓市炒風正熾，施永青卻看到專注做地產代理的無限商機。據施永青介紹：“那時美聯(lián)都是以炒樓為主，兩個老板賺了錢去了加拿大，差不多等于退休。后來看到中原做代理生意做到那么大，才返回來！”
施永青說，中原給人的印象是可靠的，這種印象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原來，當時許多人身為地產經紀，當客戶將盤放給他們時，他們并非將盤口放到市場上去流通，而是自己先買下來，然后再轉手賣給其他客戶，從中多賺了許多錢。但中原堅持不這樣做，因此有了良好的聲譽。
除此之外，中原還堅持資訊公開的原則，從創(chuàng)立之初，就堅持提供信息給傳媒。此舉首開地產代理公司一行風氣之先。后來，施永青又率先召開地產市道研討會，演講評論樓市，發(fā)表精辟見解，這一作法一直延續(xù)至今，并為同行所效仿，中原的名氣越發(fā)大增。
不過，對于中原和施永青本人來說，最大的轉折點是九二年合伙創(chuàng)業(yè)老友王文彥離開中原，施永青正式獨掌公司開始。
王文彥的下堂求去主要是因為兩人管理方針的巨大差異。王文彥崇尚法家，認為地產代理有如軍隊，不聽軍令，不依法則，如何成軍，又如何戰(zhàn)勝同行？而施永青則推崇老子，奉行無為而治的政策，讓員工自己作主，自己打拼。在經歷多次沖突之后，由于公司高層傾向施永青政策的人占多數(shù)，王文彥知難而退，在九二年選擇離開中原。不過王就保留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到今天共收取一點七億元股息，可算豐厚。
無為而治，成就霸業(yè)
獨掌中原的施永青更變本加厲推行無為而治政策，并具體總結為：分封諸侯，共享成果；中央無位，地方有位。
施永青設下“諸侯割據”局面，將集團內業(yè)務分成三是多個區(qū)域，由區(qū)域“龍頭”去負責，每個“龍頭”在各自的區(qū)域內自主經營，包括開設分鋪、聘任人員、宣傳及經營策略等，而集團則負責部分經費、政策方向及業(yè)務統(tǒng)籌等。
施永青認為，這一“無為而治”下“諸侯割據”的安排，最有利于員工充分發(fā)揮機會，并避免失誤，“試問我一個人的腦袋所想的東西，怎能勝過許多個每日在前線作戰(zhàn)統(tǒng)籌的人的腦袋呢？”施永青表示，《孫子兵法》中所說“將能而君不御者政”正是這個道理，將軍有能力，君王便不用御駕親征。
講到御駕親征，施永青笑言，當年公司最“威”時，分行曾多達三百間，如果不是員工“落力”發(fā)掘市場，單憑自己能力，只有望洋興嘆的份兒。
再譬如國內地產，絕非施永青專長，但公司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開拓業(yè)務，照樣有不俗業(yè)績，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有位”，讓當?shù)貑T工自己挖掘自身潛能，去盡情發(fā)揮。當初總部在這幾個城市投資總共不到五百多萬元，但到今日每年傭金收入已近億元。
施永青指出，老板不要總覺得自己的想法最好，最正確，動輒訓斥下屬“懂什么”，認為下屬只需不折不扣貫徹自己的宏偉藍圖就行。實際上，世界上沒有所謂正確的事情，正確只是表明到現(xiàn)在還沒被證明是錯的而已。我們有把握的只是證明什么是錯的，并從中吸取教訓。他坦言這一思想來自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波普理論的核心就是試錯。
施永青認為老板不要怕下屬出錯，下屬勇于探索新路向、新方法是好事，出錯也沒有關系。事實上，有很多次他認為下屬的作法是不通的，不過就堅持不干預，結果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而且作為一個大公司，最重要就是多元性，大家多嘗試，有對有錯是正常的。最可怕是從上到下只有一個聲音，大家都按老板想法做，一旦錯了，就滿盤皆輸。
此外，為激勵士氣，施永青還大幅提高員工分取傭金的份額。在生意最好的九七年，賺到千萬元以上的員工就有十多個。
無為而治令施永青省心省力的同時，也享受到“坐地分紅”的快感。比如在九七年，全體員工開心掙大錢，施永青更賺得個盆滿缽滿，一年下來輕松入帳一億元！
亞洲金融危機后，香港樓市一路狂跌，施永青身處逆境笑容不改，仍堅持無為而治方針，“基本上我都讓下屬去應付，讓他們有自由意志發(fā)揮，各自想辦法。這樣如果有一區(qū)想出好的辦法，就推廣一下，還是從下而上。”
施永青相信今年香港樓市會轉好，他并笑言一旦公司完全度過難關，他便考慮退休，徹底無為而治，享受生活。
與施永青說“地”談天
記者：您對現(xiàn)時香港樓市怎么看？
施永青：香港樓市自金融風暴后已連續(xù)三年大幅下跌，今年有一些新的因素，有可能會令樓市在今年轉市。一個是利息的下降。前兩年銀行貸款利率差不多降了百分之四，但是這四厘沒有發(fā)揮作用，只是到了最近，美聯(lián)儲減息半厘之后，才發(fā)揮作用。為什么會發(fā)生作用，你從國內來，知道唯物辯證法里面的量變到質變的轉變，要到臨界線才會發(fā)生飛躍。這個臨界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利息減少到一定程度，令到租金的負擔跟貸款利息的負擔差不多持平的時候，人的心態(tài)就會發(fā)生變化�，F(xiàn)在有些類別的房子市況已經開始出現(xiàn)好轉，比如小單位和樓齡比較高的單位，由于價位較低，供樓已經平過租，所以不少人就選擇供樓了。我想買樓的人慢慢就會多起來。
在九七之前，我們公司百分之八十的生意是關于買賣的，百分之二十是租的。后來由于樓價一路走低，買房的人越來越少，租房的人越來越多，買和租在我們業(yè)務中的比重也此消彼長，直到前不久谷底時買和租的比例達到四比六。
但我估計今年這一趨勢會逆轉，除了剛才說的利率下調之外，還有一個租金的因素。租金已經開始見底上升，現(xiàn)在租房的人都要面對一個風險，就是他的租約兩年后到期，房東可能要加租。一方面要面臨加租的壓力，另一方面利率下跌，所以我估計今年買樓的人會增加。這是對買賣市場有利的因素，會促進今年整體交投量的增加。
不過還需要看今年的交投量能不能吸納發(fā)展商的新盤。此前新盤過于飽和，發(fā)展商被迫降價開盤，造成一手市場的惡性競爭，并拖累二手市場，甚至出現(xiàn)二手市場價格高過一手市場，因為小業(yè)主對自己樓盤有感情，資金儲備又少，不肯像發(fā)展商那樣降價出售，這樣一來我們的生意就特別難做。
我現(xiàn)在在觀察一個數(shù)字，就是看市場每個月能否吸納二千五百個新盤。因為據有關資料顯示，今年新盤的總落成量應該是三萬，也就是每月二千五百個。如果每個月市場銷售量不低于二千五百個新盤，發(fā)展商的心就比較定，就不需要跟二手市場搶。從頭兩個月來看，形勢還不是很樂觀，還是有壓力，不過我估計利率還會下調，交投量應該還會增加。需要進一步觀察。
記者：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香港樓市無可救藥，因為隨著經濟活動進一步北移，深港交通日趨便利，香港樓市會遇到越來越大的沖擊。施先生怎么看？
施永青：我認為這是一種很片面的看法，深圳的樓市不足以撼動香港樓市。一般現(xiàn)在到大陸買房子的香港人，是打算退休后去住，或者作渡假時用，并不是把香港的房子賣掉，搬到深圳去住。當然也有一些人在深圳住，在香港工作，但據香港政府統(tǒng)計，只有大約一千戶左右，根本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我公司也有同事，在上水上班，在深圳居住，我發(fā)現(xiàn)最近他搬回來了。因為他接了婚，有了孩子，牽涉到孩子要上學的問題。因為一般香港人還不習慣讓孩子上國內的學校，因為在內地上學的話，將來到香港來工作生活就有問題，一個是學歷不一定承認，再一個競爭能力也成問題。當然也有國際學校啊，但一般到深圳居住的香港人都是收入比較少的人，一般沒有能力供孩子念國際學校。能去的一般是外國來的在深圳工作的高層人員，香港人一般香港也是送孩子去政府辦的公學，免費的，怎么可能去國際學校。能夠送孩子到國際學校去，都是收入最上層的人，這些人不會選擇到深圳去住。
我說深圳乃至珠江三角洲的樓市不會對香港構成競爭，還可以從以下幾點看。比如深圳與上水的樓價相比，深圳差不多四、五百元一尺，上水約二、三千元一尺，相差約四、五倍。而上水跟沙田相比，只相差二、三十個百分點。這就表明不僅僅是交通時間，距離等問題，還有個綜合環(huán)境問題，比如政治、法制、文化、社會氛圍等。這些巨大的差異不會隨著二十四小時通關就能解決，通關只解決交通時間，而交通時間只解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樓價的問題，而不會解決四、五倍所反映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 已經說了，要五十年時間。五十年不變嘛，就是要解決這些差異�，F(xiàn)在我更樂觀一些，但恐怕也要三十年時間。
現(xiàn)在有一些香港人，他們在大都會的競爭能力越來越小了，應該去國內生活，沒有關系，就像國內有競爭力的人士應該到香港來生活一樣。
記者：您的無為而治常為人津津樂道，這一管理方針的確定更多是由于您性格方面原因所決定，還是地產代理這一行本身就需要無為而治呢？
施永青：性格方面原因當然有，不過我更多是從人在怎樣一種環(huán)境下工作更開心，更覺得生命有意義的角度來考慮。因為馬克思曾經講過，資本主義大生產對人的最大傷害是對人的異化。除了上層之外，大部分人做的都是自己不了解，不自主，不喜歡的工作，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在整個公司的運作中占什么角色。
人的價值就體現(xiàn)在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斷做自己喜歡的事。大陸以前要求人做螺絲釘，其實做螺絲釘?shù)淖涛妒遣缓檬艿�，不是每個人都能當雷鋒。在香港也一樣，老板決定了一套，下面人只管去做，為企業(yè)掙足最大利潤。員工為了一點菲薄的報酬，犧牲個人的意愿。
所以我想給員工個人充分的自主空間，這就要減少上面的干預，上面要無為，下面才有為。我這樣做，更多不是從競爭角度考慮，而是從人文主義角度著眼。
當然我們這個行業(yè)，因為是做二手市場，比較容易做到無為而治，事實上也不是每個行業(yè)都能做得到的。
記者：去年科網發(fā)展經歷了過山車一樣的路程，發(fā)人深省。中原的內部網和電腦化在業(yè)內算是開展得比較早，做得比較好的，面對去年的科網狂潮，為什么能保持淡定，而不是跟風搞轉型，發(fā)展資訊大計？
施永青：在去年年初我就說現(xiàn)在網站所走的路是錯的。錯在這些網站的發(fā)展戰(zhàn)略給那幫投資基金、商業(yè)銀行和股票公司所定下來的上市條件給扭曲了。為了上市，為了籌集資金，他們不得不按根本不懂網業(yè)的投資者的要求去操作，去追求什么“瀏覽量”、“點擊率”，因為投資公司說一個客戶值三千美元。于是派禮品，發(fā)獎金等爭取客戶，像當年有線電視剛出來時那樣，這哪里會是客戶，這是貪便宜的小市民嘛。你送錢給他，他就來了，你要收他費，他就不來了。
另外還有外力，比如傳媒，就應該被批評，當時他們報道一些網絡公司租下很多寫字樓，說什么現(xiàn)在能租多少寫字樓，就表明將來能做多少生意，騙小孩子都不行啦，居然會有人信。
還有更可笑的說法，說什么你現(xiàn)在愿意虧本，就說明你有眼光，愿意為將來投資�，F(xiàn)在不虧本的公司，將來沒有價值。這些東西都講得出口，傳媒也跟著吹捧。
資訊科技主要是改變行業(yè)的經營模式，管理模式，有利于資訊公開，權力下放。資訊科技所要實現(xiàn)的目標跟我的無為而治有共通之處，就是讓了解情況的人去做決定。另外，消費者得到信息越多，越能也更愿意作出消費決定，這可以促進市場的交投量，令大家收益。國內房地產市場不活躍，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消費者無法充分掌握信息，心里沒底。
記者：當年您和王文彥各出五千元起家已被傳為佳話。人們感覺現(xiàn)在市場的門欄很高，要創(chuàng)業(yè)需要高學歷，如MBA等，還要引進風險資金，創(chuàng)投資金等，頗令人望而卻步。您怎么看？
施：美國政府做過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在他們國家創(chuàng)業(yè)的人大多數(shù)是移民，很少是大學生。香港也是一樣，越是大學生，越少創(chuàng)業(yè)。因為社會給高學歷的人已經安排好位置了，他們屬于建制中人，會有不少既得利益，覺得創(chuàng)業(yè)風險太大。反而是建制外的人，路路不通，要靠自己創(chuàng)業(yè)。另外一些就是自主性比較強，無法忍受替別人打工的人，他們要自己創(chuàng)業(yè)。
也不能說過去創(chuàng)業(yè)就比現(xiàn)在容易，機會總是有的，當然大家都看到的，就不叫機會。關鍵是要有變化，兩方面，一是外界出現(xiàn)變化，比如資訊科技就帶來很多創(chuàng)業(yè)機會；另一方面，自己要懂創(chuàng)新，有新思路，你現(xiàn)在再拿五千元來搞地產代理當然不行啦。
施永青妙語錄
香港應該對內地全面開放
“什么引進專才，香港應該對大陸全面開放，只有這樣香港才有競爭力，你看紐約，倫敦，有沒有說全國其他地方人不能來，要專才才能來，就是因為集中了全國的人才，紐約才會有現(xiàn)在的輝煌。
“香港要保持國際性大都市地位，金融中心地位，就必須吸引全國各地的人才�，F(xiàn)在有些人才給美國搶去了，剩下的大多數(shù)去了上海，北京等。人家上海有本事吸引人才，你香港吸引不到，以后就會麻煩。本來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應該比上海有優(yōu)勢，卻不充分利用，是很可惜的。”
讓李柱銘做特首好了，沒什么大不了
施永青暢言香港政治時妙語迭出，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說，中央治理香港，要么全部放開，要么全部收緊，不應該像現(xiàn)在這樣不湯不水。
全部放開，就是像* 說的，要相信人民群眾。香港老百姓愿意選李柱銘做特首，就讓他當選好了。香港可能會亂，會倒退，但相信不會壞到哪里去。這樣一來讓香港人感到痛，就不會再輕易被民主黨迷惑。就像不經過工黨統(tǒng)治的痛苦，英國老百姓也不會支持撒切爾夫人大刀闊斧的改革一樣。
至于全部收緊，就是說像當年英國人派總督一樣，從大陸派人過來，然后從七月一日起全部收緊，港督當年也有情治系統(tǒng)嘛，然后再一步步放開。西方當然會罵，但是生意還會照做。
九七年時收緊比較容易一些，因為香港人有心理準備，現(xiàn)在想收緊就比較麻煩一些，搞得雙方越來越對抗，對香港、內地都不好。
賣漢堡包好過賣鮑魚
施永青表示，不喜歡和發(fā)展商走得太近，尤其是和固定一家發(fā)展商。因為萬一哪一天他不高興了，不給盤做了，自己就非常被動。再說，如果過分依附某家發(fā)展商，失去自己的判斷和意見，怎么做一個合格的代理商。
所以中原喜歡做散客，做二手代理。施永青將這種作法比作賣漢堡包，認為好過賣鮑魚。“賣漢堡包雖然賺得少點，但是比較自由，就算是李嘉誠來買，一樣要和菲傭一起排隊，我不用特別招呼他；但賣鮑魚就不同了，你看阿一鮑魚，你要去吃大一點的鮑魚，阿一要親自來招呼你，還要跟你介紹這鮑魚是從哪里抓來的，怎樣曬，又怎樣煮。我這個人，喜歡多一點自由，所以我情愿賣漢堡包，不愿賣鮑魚。”
有毛有翼都不辭職，就是不出色
討厭受壓制的施永青，除了以無為而治的方式管理公司外，還不時鼓勵員工自己創(chuàng)業(yè)。他笑言：“如果你有毛有翼都不辭職，就是不出色！”施永青解釋說，希望公司可以時常換新血，并且有許多下屬等待升職，“再不走，就要杯酒釋兵權了！”
搞政治其實就像拍拖
九五年時，施永青有心從政，欲組織“私產黨”。對于他的招牌笑容，有人感到親切，有人就說他是“笑面虎”，于是有朋友建議他找形象顧問，好好設計一下。施永青就說：“簡直多余，搞政治其實就像拍拖，要讓對方愛上真正的你，不要以虛假形象招來錯愛。”說時又亮出招牌笑容。
革命比愛情更浪漫
施永青到三十五歲時才結婚，他稱自己年輕時不屑談戀愛，“革命比愛情更浪漫，原因是愛情只會引起幻想，想象的全是美好形象，但革命所追求的更廣更闊，當中小我能化為大我，所引起的幻想還要豐富。”
過好生活比過好生日更重要
施永青最不重視每年一度的紀念日，他認為既然每年都有就不需要特別紀念。所以他從來不會為太太或子女安排生日會或結婚紀念日節(jié)目，因為他認為重要的是在平日對家人好。施永青說：“過好生活比過好生日更重要。”他曾經在兒子的生日那天，送一粒糖給兒子，一方面是開個玩笑，另一方面告訴兒子禮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爸平日愛他。
施永青是不是從不送禮物給家人呢？施永青說：“興之所至時我便給家人禮物。”
施永青簡歷
施永青于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出生，原籍浙江寧波，四歲時來港定居，一直在港接受教育，十九歲畢業(yè)后便開始工作。
畢業(yè)后施永青當了八年教師，后轉往地產代理公司擔任練習生。二年后，與朋友每人各出五千元合資開設中原地產代理公司，開始地產代理的事業(yè)，八五年開始有盈利。
施永青已婚，育有二女一子，年齡由六至十四歲。
中原簡介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于一九七八年成立，現(xiàn)已發(fā)展成香港最具規(guī)模的地產代理公司之一，員工超過一千九百多人，分行超過一百七十間，每年促成的交易以百億計。
中原除代理各類樓宇的租售外，還雇有測量師為客戶提供各項專業(yè)服務。此外，中原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及大連也設有分公司，積極拓展內地業(yè)務。
“中原”名字的由來
中原地產公司是先有英文名字Centaline，后有中文名字。因為創(chuàng)辦中原之初，除王文彥外，本來還有另一個拍擋。這個拍擋以自己的貿易公司名字作為地產公司之名，不過后來他就沒有加入。
施永青說，Centraline里有個中字，中什么好呢？當時他和王文彥都有民族主義傾向，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以前又有問鼎中原、逐鹿中原的故事，就決定叫中原。
施永青曾作一首《中原之歌》來宣揚他的“中原精神”。原文如下：
中原之歌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懷著“各自”目的，風云際遇，逐鹿中原。中原引發(fā)我潛力無限，中原匯集我們各展所長。有獵獲齊共享，有功勛獨封疆。中原助我完成理想，我在中原生活舒暢。
中原之主敬天無為，中原之師無所不為。我們不靠權勢關系，但得道自然多助。我們沒有標榜兵強馬壯，但市場先河多由我創(chuàng)。我們公開資訊，買賣各得其所。哪里有中原，哪里就有交投活躍。香港有今天的光芒，中原也出過一分力量。
